《韓熙載夜宴圖》是中國十大傳世名畫之一。它以連環長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韓熙載家開宴行樂的場景。沒有夜生活，就自己在家創造夜生活，也是古人的一種消遣方式之一。
一千多年前，當北宋政府明確廢除夜禁，並正式宣佈夜市的合法性時，“夜市”便成了開封最大的城市標籤之一。
沒有夜市的古代中國
無論今天的人喜不喜歡逛夜市，喜不喜歡吃夜市，夜市就在那裡。但在北宋之前，無論中國老百姓有多喜歡，夜市都不在那裡。
也就是說，北宋之前，出於管理上的需要，中國的歷朝政府都實行“夜禁”，即坊和市分開，實施封閉式管理。所以，日暮鼓動，坊市禁閉，路人絕跡，唯有邏卒。那時候的夜市不能說沒有，但基本是屬於上不得檯面的潛伏組織，且沒有形成規模。
即便是繁華如夢的盛唐時代，城、坊、市門也必須日頭一落就關閉，城市裡面普遍夜禁，連燃燭張燈也有限制，一年中只有上元節3天不“禁夜”，其餘362天的夜間，民眾不得在居所以外從事任何活動。在首都長安，每晚“執金吾”（類似警察或城管的執法人員）以鼓聲告知百姓，“禁夜”即將開始；次日晨，鐘樓響鐘，代表禁夜結束。《太平廣記》的《溫庭筠》中，這位晚唐著名詩人就曾因“醉而犯夜，為虞侯所繫，敗面折齒”。
宋朝以後，明清兩朝政府依然執行夜禁，《大清律例·夜禁》稱：“凡京城夜禁，一更三點，鐘聲已靜之後，五更三點，鐘聲未動之前，犯者，笞三十。二更、三更、四更，犯者，笞五十。外郡城鎮，各減一等。”
沒有夜市的城市生活是怎樣的呢？
首先人身自由受限制，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不是特別人性化。誰家晚上沒個什麼著急事兒啊，有個事兒，還不讓人去“別坊”，也就是另外的居民區、小區串門（估計也能串門，但程式會比較複雜，批覆有點慢），確實有點不近人情。
其次是生活不是很方便、不是很好玩兒。這樣舉個例子吧，如果那些朝代的政府官員、商務人士突然加個班開個會什麼的，需要從城東回到城西自己家時，估計街邊連個吃泡麵的攤位都沒有，得餓著肚子回家自己下泡麵吃，還得白天提前買好在家預備著。
這些成功人士尚且如此，更別說年輕的屌絲一族了。想泡吧？沒有；想Ｋ歌？美死你！想逛街？那純屬有點想捱揍的意思。
白天工作了一天，晚上想出去偷個閒都不能，只能在自己家擺酒夜宴，這日子過得實在不怎麼好玩兒。更別說可以三五成群地挖掘美食、盡享口福了。
夜市，從北宋開始
到了北宋，中國的城市居民才開始有了屬於自己的夜生活。
當時北宋政府基於現實考量，開始取消夜禁。《宋會要輯稿·食貨》載：“太祖乾德三年四月十二日，詔‘開封府令京城夜市至三鼓已來，不得禁止。’”此詔的頒佈，明確宣佈三鼓以前的夜市開始合法化。
首都東京開始坊市合一。到了徽宗時期，東京的商業已發展到鼎盛時期，夜市更是盛況空前。沒有營業時間和營業地點的限制，夜市未了，早市開場，間有鬼市，甚至還有跳蚤市場，成了不夜城。
夜市上，人來客往，買賣興旺。“處處各有茶坊、酒肆、麵店、果子、彩帛、絨線、香燭、油醬、食米、下飯魚肉鯗臘等鋪。蓋經紀市井之家，往往多於店舍，旋買見成飲食，此為快便耳”。
孟元老在《東京夢華錄》中用了大量筆墨來描繪夜市，並在卷二專列“州橋夜市”一節：“自州橋南去，當街水飯、熬肉、幹脯……直至三更。”州橋夜市，跨御路、臨汴河，位於東京水陸要衝，加上壯觀的州橋，巍峨的明月樓，使得這裡風景如畫，遊人如織。“一天燈霧照彤雲，九百遊人起暗塵。”馬行街的夜市更是繁盛，“車馬闐擁，不可駐足”，熙熙攘攘，熱鬧非凡。
北宋首都的夜市都有什麼
北宋東京的夜市僅形式就有餐飲、商業和文化等夜市之分，而夜市上飲食的規模、品種更是豐盛，豐富了當時飲食業的繁榮，更直接影響了中國人的市井飲食，是市井飲食文化的典型代表。
夜市上，有香糖果子，有李四家、段家的北食，金家、周家的南食，鄭家的油餅、萬家的饅頭，史家的胡羹、丁家的素分茶，曹婆婆家肉餅等名牌小吃，也有托盤、提籃小販叫賣的酒蟹、獐巴、滷鴨、沙糖冰雪、水晶皂兒、批切羊頭、旋炒栗子、乳炊羊、鵝鴨排蒸荔枝腰子、還元腰子、燒臆子、蓮花鴨籤、酒炙肚胘、入爐羊頭籤、雞籤、盤兔、炒兔、蔥潑兔、假野狐、金絲肚羹、石肚羹、假炙獐、煎鵪子、生炒肺、炒蛤蜊、炒蟹等近百種流行小吃。
夜市的熱鬧還帶來一個意想不到的效果，就是驅蚊蟲。馬行街是當時東京最熱鬧、繁華的夜市之一。宋人在《鐵圍山叢談》一書說：“天下苦蚊蚋，都城獨馬行街無蚊蚋，馬行街者，京師夜市酒樓極繁盛處也。蚊蚋惡油，而馬行街人物嘈雜，燈火照天，每至四更鼓罷，故永無蚊蚋。”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由於馬行街夜市飯館酒樓很多，烹飪產生的大量油煙可以驅蚊，所以蚊蟲絕跡，有人自然樂得在此地流連。
有了夜市，意味著什麼
大宋開啟的夜市生活，在中國歷史、政治和經濟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專家學者認為“大宋王朝之所以能以突飛猛進的姿態，創造出比其前朝和後代都要巨大的財富，應該說是取消禁夜令，把夜晚還給老百姓的結果。”
著名作家、學者李國文認為，“禁夜和不禁夜帶來了天壤之別——後者可說是開啟了全日制的中國。一個實施禁夜令的朝代，就等於給精神帶上了枷鎖，人的積極性和主動性無從談起。”
他在《宋朝的夜市——這才開始了全日制的中國》中說：“某種程度上，這（宋朝夜市，記者注）有點類似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不再提‘以階級鬥爭為綱’，調動了中國人前所未有的能量而出現的改革奇蹟一樣。人心齊，泰山移。人的能動性要是激發出來，確實具有不可思議的力量。難怪日本歷史學家內滕虎次郎的‘唐宋變革論’認為，唐朝是中世紀的結束，宋朝是近世的開始。”
大宋的夜市，還被李國文視為“中國取消人身限制的開端”。他認為，生活在中國歷史上 “黃金時代”的宋人，可以一天掌握自己的24小時，從此不視人眼色、不仰人鼻息、不受人制約。如陳寅恪所言：“華夏民族文化歷千年之演變，造極於趙宋之世。”
然而，宋朝的意義遠不止此，嚴復曾說過：“中國之所以成為今日現象者，為宋人所造就十八九。”這才是我們認識宋朝的真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