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從《史記》中選入中學課本的其它幾篇人物傳記（《廉頗藺相如列傳》、《鴻門宴》、《信陵君竊符求趙》、《毛遂自薦》、《陳涉世家》）相比，本文的特色是：

選材上，《屈原列傳》不具備曲折、生動、完整的故事情節，而是根據文獻記載，粗線條地勾勒人物的生平事蹟；

寫法上，記敘和議論相結合。全文四個部分都有“傳”有“評”，因“傳”而“評”，以“評”點“傳”。議論方式各不相同，第一部分為評介式，第二部分為結語式，第三部分為陳述式，第四部分為比照式。

語言上，本文具有濃厚的抒情色彩，敘中有情、傾向鮮明；議中有情、直抒胸臆。作者運用對偶、對比、排比、反覆、比喻等修辭手法，增強了語言表達效果。

司馬遷推崇屈原有兩個方面：推崇他正確的政治主張和偉大的人格；推崇他在語言藝術上的高深造詣。

司馬遷認為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是正確的。屈原是楚國的貴族。當時，秦國兵力最強。但是楚國和齊國從親，是可以抵抗強秦的，因為楚國疆土最大，齊國財力最富，而且楚、齊從親，其他山東之國也會跟楚齊一道合縱來共同對付秦國。如果楚王能始終用屈原的外交主張，並且修明內政，那當時的天下還不知鹿死誰手。本傳用了很大的篇幅敘述楚國和齊、秦的關係，從歷史的教訓來證明屈原聯齊抗秦的主張的正確。當楚懷王重用屈原任為左徒的時候，齊、楚從親，秦國不敢侵犯。等到楚懷王聽信了上官大夫的毀謗而疏遠了屈原之後，秦國就令張儀來離間齊楚的關係，破壞兩國的聯盟，以便各個擊破。張儀騙楚王說，楚國如能和齊國絕交，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圖便宜，便當真和齊國絕交。張儀又說是獻地六里，不是六百里。楚懷王大怒，就興兵伐秦。楚國沒有了齊國的援助，弄得損兵折將，喪權失地。這才又命屈原出使於齊，和齊國恢復邦交。秦國又說把漢中地還給楚國來講和。楚懷王因為恨透了張儀，說不願得地，願得張儀才甘心。張儀居然來到楚國，收買了楚王的寵臣靳尚和寵姬鄭袖，竟又安然返國。

等到屈原從齊國回來，問楚王為什麼不殺張儀，他後悔已經來不及了。這樣，又上了秦國的當。其後，諸侯兵擊楚，楚又大敗。其後，秦又騙楚懷王到秦國去，屈原勸他不要去，可是他聽了他的幼子子蘭的話到秦國去了。果然一到秦國，秦國就不放他回去，要挾他割讓土地，終至客死於秦。他的兒子頃襄王忘卻血海深仇，反而向秦屈膝，重用親秦派子蘭等人，放逐屈原。後來楚竟為秦所滅。

這些事實充分表明了楚國親齊，秦國就不敢侵犯；親秦，就吃秦國的大虧。司馬遷對屈原的政治才能是異常推崇的。本傳說屈原的《離騷》是“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他還慨嘆說：“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可見司馬遷認為屈原所理想的政治就是唐虞三代那樣的政治，認為屈原主張舉賢授能。從屈原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屈原這種政治傾向是強烈的。

《離騷》裡說：“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夫惟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屈原反覆地論述歷代興亡，認為亡是由於殘害忠良，而興是由於舉賢授能。他主張要替人民打算，要選賢與能，這是有民主思想的因素的。因此，司馬遷說他能夠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是正確的。司馬遷不僅贊成他的賢能政治的主張，並且認為屈原就是賢能兼備的人。他說：“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

然而司馬遷對屈原的推崇，最主要的還在於屈原的高尚人格和鬥爭精神。因為楚懷王昏庸貪婪，對外則親齊親秦搖擺不定，對內則寵任奸佞，聽信讒言。屈原雖系貴族，並非近親；雖有遠大的政治眼光和卓越的政治才能，並沒得到長久的重用。《離騷》裡說：“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美而稱惡。閨中既以邃遠兮，哲王又不悟。”正深刻地反映了他所處的時代的楚國政治情況。屈原為了堅持自己的理想，挽救楚國的危亡，堅決地起來鬥爭。他憤怒地控訴了貴族當權派的無恥：“眾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索。”“固時俗之工巧兮，規矩而改錯。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他痛斥他們弄得黑白不分，是非顛倒。《懷沙》裡說：“玄文幽處兮，蒙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兮，雞雉翔舞。”他指斥他們將要把國家弄到瀕於危亡的地步：“惟夫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因此，他宣稱他決不妥協：“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屈原修德立行，忠心耿耿，原想導君於堯舜之治，可是懷王竟然不識，反而信讒疏遠：“荃不察餘之中情兮，反信讒而怒。”楚國弄到瀕於危亡，懷王是應該負責任的，屈原對他也是不能無怨的。他說：“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司馬遷對屈原的為堅持理想而鬥爭的精神是歌頌的，對屈原的心情是深刻了解的。他敘述屈原作《離騷》的原因是這樣的：“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又說《離騷》“自怨生”。說“疾”，說“怨”，可見司馬遷認為《離騷》之作正體現了屈原的鬥爭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