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軍工複合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屬於美國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為革命性技術的孵化提供平臺、資源以及時間，這是值得我國借鑑的地方。另一方面，以軍工驅動的需求，或者說是偽需求確實把美國推上了霸權以及軍國主義的道路，這是值得我國需要避免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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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軍工複合體自二戰以來在美國迅速發展，已經深刻地影響美國政府的決策。
一方面，軍工複合體為DARPA等軍事科研機構研發出的革命性技術提供了進一步商業孵化的平臺，完成了一個技術從軍用到民用的過渡；另一方面，軍工複合體又對美國社會產生了極大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甚至可能是不可逆轉的。
在本文中，我們詳細瞭解軍工複合體以及其對美國社會的影響，期待我國在科研創新體制設計上可以取其精華，去其糟粕。
撰文 | 劉少山（加州大學歐文分校計算機博士，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公共管理碩士）
01
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告別演說
1961年1月，當艾森豪威爾總統離任時，他發表了一篇廣為人知的告別演說，其中他對“軍工複合體”（Military-Industry Complex）的警告至今仍然有效。
艾森豪威爾總統說：
在政府決策的會議上，我們必須提防軍工複合體獲得不正當的影響力。權力錯位的崛起是存在的，如果持續下去將是災難性的。我們決不能讓軍工複合體危及我們的公民自由以及民主程序。
我們不應認為這種事情的發展是理所當然的。只有警惕和有知識的公民才能迫使龐大的國防工業和軍事機器與我們的和平發展的目標適當地結合起來，以便國家安全和公民自由能夠共同繁榮。
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
艾森豪威爾總統曾在軍隊服務多年，因此深知國防部門內部與軍工企業的瓜葛。軍工複合體的“不正當影響”已經成為現實，而不是潛在的危險。如果我們所說的美國是指其全體公民，而不只是其精英或統治階級的話，那麼軍工複合體確實危及了美國的自由和經濟福祉。
特別是，美國霸權與軍國主義已經成為美國政治辯論的主旋律，軍工複合體亦已經滲透到美國生活的每一個領域，這對美國的政治生態健康造成了極大的損害，這裡的健康是指經濟和社會的健康執行。目前美國經濟面臨著預算和貿易赤字巨大，許多的基礎設施的狀況令人沮喪。
回顧歷史，艾森豪威爾總統曾是美國陸軍退役的五星將軍，在二戰期間擔任盟軍司令，並指揮了1944年諾曼底戰役。艾森豪威爾的兩屆美國總統任期（1953-61年），在冷戰的高峰期，正值美國曆史上前所未有的軍事擴張時代。在這個時期，美軍並沒有像二戰後那樣縮減軍隊，而是在1953年朝鮮戰爭結束後保持了大量的常備軍，並由於美蘇之間持續的冷戰而保持了高度的軍事準備。
基於他自己在軍隊中服務的經驗，艾森豪威爾總統在整個總統任期內都在擔心國家過度的軍事增長，以及冷戰的升級。在他的總統任期內，他試圖削減軍事服務的預算，但是他的嘗試讓五角大樓的許多人感到極其不滿。
雖然艾森豪威爾總統提出了軍工複合體的危險，但他並未去阻止軍工複合體的發展，他認為軍工複合體對於阻止蘇聯對美國及其盟友的侵略還是十分必要的。但他敦促他的政府繼任者在與蘇聯的關係中平衡國防和外交。錯失了阻止軍工複合體的發展的機會，隨後軍工複合體在艾森豪威爾總統離任後的幾十年快速膨脹，以及發展到了一個不可逆轉的地步了。
02
軍工複合體的時代背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並沒有軍事工業。在二戰期間，許多美國的工業製造商根據需要大規模製造武器，美國強大的工業基礎在短期內釋放了極強的生產力，幫助美國贏得了二戰。
二戰結束後，美國政府決定不能再冒險進行國防的即興生產了，於是推動建立了一個規模巨大的永久性軍工產業。但是政府不可能直接進行武器生產，於是選擇了由市場化的商業軍工公司進行生產，而政府每年進行武器採購的方式去扶持軍事工業體系的發展。
這種龐大的軍事機構和龐大的軍工企業的緊密結合模式，在世界上屬於首創。政府的補貼式的武器採購促進了整個行業的快速發展，而這些崛起的軍工企業也承擔了為美國孵化革命性技術的責任。
本系列前文提到的許多DARPA研發的技術，如果經國防部決定應用到武器系統上，就會由軍工企業對技術進行整合與部署，並在軍事服役中不斷打磨與提升技術。在這個體系下，一個革命性技術在軍事體系中錘鍊了20到30年後，轉向民用時就變得很穩定，並且價效比可以做得很高。
正是由於軍工複合體的存在，核心技術得以在軍工體系中源源不絕地孵化，不斷地為美國經濟注入活力。如果美國的科技創新體系只有DARPA，而沒有軍工複合體的話，許多技術是不可能被孵化出來並影響美國經濟的。或者說，如果沒有軍工複合體，DARPA很容易變成一個純科研機構。因此，軍工複合體是美國科技創新不可或缺的環節。
軍工複合體的形成也是大勢所趨，順應了近幾十年來的技術飛速發展的潮流。在這場技術革命中，人才與研發已成為主旋律，但科技研究也變得更加正規、複雜、和昂貴。孤獨的發明家，在他的小實驗室內修修補補的小作坊創新方式已經被大規模實驗室和測試領域的科學家組成的工作團隊所淹沒。
同樣，歷史上作為自由思想和科學發現的發源地的大學，也經歷了一場研究工作的革命。部分原因是由於涉及到巨大的成本，大學主導的小規模科研方式已經趕不上時代的發展。這個時候，軍工複合體的出現為美國的科技創新實現了從研發到商業化的完整閉環，這個閉環也反哺了上游，讓更多的政府資源有針對性地進入研發系統，而由聯邦政府或在聯邦政府的指導下進行的科研份額也隨著軍工複合體的成長穩步增加。
03
軍事凱恩斯主義：正面與負面影響
提到戰爭或軍國主義的代價，顯而易見的方式當然是非隱喻性的財政代價。因此，對於美國最近在阿富汗或伊拉克進行的戰爭的費用，人們提到了各種數字。反恐戰爭的數字很難得到，因為這場比喻戰爭的花費金額隱藏在各種預算中：這些支出的一部分用於情報，另一部分用於實際戰鬥或用於使用無人機。
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是國防預算，這是世界上最大的預算，確實比其他所有國家的預算加起來還要多。然而，這些數字並不代表美國在戰爭或軍工複合體上的全部開支，其真實的開支每年超過一萬億美元，並被計入各種預算（退伍軍人、核能、國土安全）。然而，這個龐大的預算清楚地顯示了維護美國帝國的成本。
部分歸咎於美國龐大的國防開支，美國聯邦債務在1981年就已經超過了1萬億美元，在小布什時期達到了5。7萬億美元。美國每個居民每年在國防上花費2200美元。顯然，軍工複合體所推動的選擇性戰爭對美國經濟產生了諸多不利影響。軍工複合體所製造的債務就被右翼政客用來作為削減非軍用社會開支以減少預算赤字的論據。軍工複合體從不主張以恢復國家財政健康的方式處理債務問題，即減少大量國防開支和向富人徵稅，使得美國政府財務狀況越發糟糕。
從統計數字來看，成本的性質也必須延伸到其他領域。軍工複合體所推動的選擇性戰爭導致死亡，通常非美國人的死亡比美國人的死亡要多得多，並導致國家的破壞，然後這些國家必須從美國或者聯合國得到資金重建其基礎設施，進一步加大全球社會成本。另外，由於傷員人數超過了死亡人數，這給美國納稅人帶來了額外的醫療費用負擔。比如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本身就耗費了美國政府大量的資源。
僱傭軍的費用也從未被計算在內，儘管他們往往是官方武裝部隊的附屬品，而且在某些情況下他們的數量比正規軍更多。許多與軍事有關的活動的私有化和外包進一步掩蓋了軍國主義的真正成本。公司經常對其產品和服務收取過高的費用，而美國的納稅人則需要為其支付費用。
也有人認為軍工複合體其實是對美國社會有正面影響，也就是軍事凱恩斯主義，認為軍費或與軍事有關的開支可以大舉促進經濟發展，創造或刺激就業。從這個意義上說，軍工複合體所提倡的持續性的戰爭其實是對社會有利的。武器、戰爭和有計劃的報廢會創造就業、促進經濟繁榮、推動經濟新陳代謝。因此，主張透過軍費促進經濟繁榮的人指出，持續不斷地製造戰爭以及加大國防開支是避免經濟大蕭條的有效手段，這與凱恩斯在1940年的理論如出一轍。
這一派學者總結到，冷戰，與蘇聯的衝突和永久戰爭狀態其實是有助於美國經濟發展的。更有甚者認為，希特勒透過大量的軍費開支使德國走出了經濟蕭條。但是，希特勒的例子就是某種證明：軍費開支導致戰爭，然後導致大規模的死亡和破壞，最終是得不償失的。美國的軍事凱恩斯主義者可能偶爾會提到美國人在戰爭上的傷亡，但是卻對戰爭給他國造成的傷亡幾乎絕口不提。
軍工複合體也確實創造了就業機會，但這些就業機會是建立在直接或代理戰爭的基礎上的。如果把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死亡和破壞算作成本，那麼很明顯，總體是造成巨大社會成本損失的。甚至在某種程度上，是用別國的傷亡來補貼本國的發展。這種創造就業的論點總是建立在某種道德盲點上。如果巴格達或費盧傑被炸成廢墟，然後重建，這可能對軍工複合體的軍工企業有好處，但對國外的受害者和美國的大多數人卻百害而無一利，對美國民眾來說，他們為戰爭納稅，卻得不到改善生活的福利或基礎設施。
04
思想和政治的軍事化危機
美國在二戰以來形成的軍國主義意識形態，以及軍工複合體的運作方式，已經逐漸地侵入美國經濟、政治和文化生活等各個方面。尼克-特爾斯在他的《複合體：軍方如何入侵我們的日常生活》一書中對這一現象進行了詳細分析 ：從五角大樓資助的大學科研，到許多軍事題材的電影，再到能源巨頭公司與軍方的千絲萬縷的聯絡。
特爾斯追蹤了美國國家軍事化對整個社會的影響。在他的書中列舉了一長串為國防部工作、依賴軍方資助的公司，以及軍方浪費社會資源的具體事例。特爾斯得出結論，軍事化已經完全扭曲了美國社會：大量社會資源被浪費在生產無用的軍事武器，而數百萬計的公民，特別是兒童，卻生活在飢餓或貧困線以下。
在這個軍事化的體系下，美國國會議員們積極幫助那些資助過他們競選的軍工企業爭取更多的資源去生產用之不竭的武器。轉過身來，這些議員們又把他們對軍工企業的支援描述成對選民們的就業保護。
正因如此，美國國會盲目地投票支援未經測試的武器開發，其直接的後果是軍工企業在一個完全不自由不透明的市場上出售他們的武器產品，完全掌控了定價權。這樣的運作方式在美國政界形成了一個惡性迴圈，軍工複合體收買或者賄賂民選的國會代表，這些政客得到軍工企業在他們的選區對他們選舉的資金支援。作為回報，這些政客則確保軍工企業得到鉅額的聯邦政府的軍工採購訂單。
另一方面，美國軍方也希望保持高額的軍費支援，因此不斷誇大國防需求。在和平時期，這種被不斷誇大的國防需求很難自圓其說，因此很難確保資金的不停流入。於是，美國軍方、軍工企業便不斷地向大眾灌輸美國霸權以及永久戰爭的意識形態來源源不絕地獲取政府資金。其直接的結果是，美國的經濟更多地顯得是一種軍事國家主義制度，而不是自由市場資本主義制度。
這樣的體制造成了許多不必要的戰爭，比如2003年的伊拉克戰爭。在不確定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武器的前提下，小布什總統和迪克-切尼副總統竭盡全力堅持要對伊拉克發動戰爭，造成了後續的伊斯蘭國與恐怖主義大規模崛起，以及美國國防與國家安全預算的大幅度提升。這個事件的最大受益者就是軍工企業。
事實上，雖然感受到了軍工複合體對美國的威脅，艾森豪威爾總統當時並不反對美國在海外進行軍事幹預，例如在瓜地馬拉或伊朗，他認為，科技企業與科研部門可以從不斷膨脹的國防預算中受益，從而孵化新型科技。一個近期的例子是，雖然美國的反恐戰爭在處理與恐怖主義有關的問題上並不十分有效，但它卻是一個天賜良機，導致了對新型技術的大規模部署，例如奧巴馬政府比布什政府更大規模地使用無人機。
軍工複合體當前已經完全滲透到了各行各業，包括學術界、好萊塢和電子遊戲業。正是因為所有組成部分之間錯綜複雜的相互作用，才被稱為複合體。在美國政治的企業模式中，企業界與國防部門有千絲萬縷的聯絡。在這個體系下，科研人員從五角大樓獲得大筆資金資助，因此是這個體系的堅定支持者。其他行業，比如好萊塢和電子遊戲業也得到軍工企業的大量資助去不遺餘力地宣傳美國的霸權以及軍國主義。當一個國家最主要的經濟和政治機構都參與到這樣一個從頭到尾的反饋和回扣系統中，想要重建這個系統已經變的不可能了，或許這也是當年艾森豪威爾總統最擔心的後果。
美國政治學家卡爾-博格斯也預示了軍工複合體的興起：“美國軍國主義在充分發展的情況下，將意味著軍事形而上學在所有生活領域的勝利，從而使所有其他生活方式從屬於美國軍國主義。”米爾斯當時的預言現在已經變成了現實。
05
美國今天的軍工複合體
在宏觀層面，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2014年的一份報告，在二戰後的幾年裡，美國國防開支佔GDP的比例從1952年最高的15%到2000年最低的3。7%。在911恐怖襲擊事件導致美國政府宣佈發動全球反恐戰爭後，軍費開支再次大幅上升。
軍費開支在聯邦預算中屬於自由裁量支出類，包括美國國防部的基本預算以及海外應急行動（OCO）和全球反恐戰爭（GWOT）的額外支出。2016財年，美國政府在國防方面的支出約為6040億美元，佔聯邦政府總支出約3。95萬億美元的15%。相比之下，2018年2月國會透過並由總統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簽署的兩年期預算協議批准了2019財年約7160億美元的國防支出。
因此，美國的國防開支無論是佔政府支出的比例還是數量上都是全球最高，而且確實在美國民間美國霸權的信念深入民心，最近的民調顯示絕大多數美國人心裡不接受美國的國力有被外國超越的可能。
從微觀方面，軍工複合體迅速發展，也已使得美國國防經濟執行很難離開軍工企業。美國的實踐證明，近年來在美國國防部的大型承包商中，位居前三位的依次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波音公司與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其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主要生產軍用飛機、導彈，是所謂的“純”國防承包公司，諾斯羅普格魯曼公司亦屬於美國的“純”國防承包公司，重點生產各種型別的導彈。而波音飛機公司，實際上屬於“半”國防承包公司，該公司主要生產民用飛機，但也接受美國國防部武器系統訂單。
據統計，僅僅在2007年，上述三大國防承包商便從美國國防部分別拿到了278億美元、225億美元和146億美元的合同。除此之外，通用動力公司、雷神公司、英國的BAE系統公司，也成為美國國防合同的主要接受者。這些軍工寡頭也都是軍工複合體的核心得益者，目前已經與美國的國防體系深度繫結，不可分割了。
總結來說，軍工複合體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它屬於美國創新體系不可或缺的部分，成功地為革命性技術的孵化提供平臺、資源以及時間，這是值得我國借鑑的地方。另一方面，以軍工驅動的需求，或者說是偽需求確實把美國推上了霸權以及軍國主義的道路，這是值得我國需要避免的方面。
我們期待在我國新型舉國體制的背景下能走出一條適合我國國情的高效的科技孵化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