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的成功，是一路的忍耐、一路的捱罵，步履蹣跚跌跌撞撞闖出來的。按他自己的話說，“ 堅忍實幹是立志之訣。” 在給弟弟曾國荃的信中，這樣寫道：

“餘庚戌辛亥間，為京師權貴所唾罵；癸丑甲寅，為長沙所唾罵；乙卯丙辰為江西所唾罵；以及嶽州之敗，靖港之敗，湖口之敗，蓋打脫牙之時多矣，無一次不和血吞之…”。

身為讀書人，曾國藩雖有才幹，可在官場之上仍飽受排擠。成立湘軍後，雖有王闓運等人三番四次勸其稱帝，不過，深知 “ 秀才起兵，十年不成 ” 的曾國藩顯然不為所動。究其原因，不外乎這樣的舉動毫無勝算可言。

湘軍人員是勇，而非兵，清代制度上不允許其保留

清代光緒以前，經制兵包括八旗和綠營兩種。 在康熙朝平定三藩時，八旗兵多已不能作戰。這期間，綠營漸漸被寄予厚望，成了主要的軍事力量。

綠營之兵，與明朝之軍相同。明朝之軍是國家經制，自有軍籍，分駐衛所，永久定居，世代為軍。而清代的綠營兵也繼承了這種制度，即“ 世兵制 ”。

不過，到了嘉慶初年，綠營兵的戰鬥力也下滑嚴重，就連平息白蓮教也顯得力不從心無力應付。 唯一的辦法，只好在民間招募，補充 “新鮮血液”，招募來的，被稱作 “勇”。

“勇” 和 “兵” 的區別在於，勇為戰時臨時招募，來自民間，附於兵之下作戰，戰事完畢即遣撤回籍。為此，嘉慶皇帝曾作出批示，“ 將來搜捕事竣後，自應妥為解散；或優給賞需，令各回原籍自謀生理，此為正辦…。”

曾國藩組建的湘軍，是 “勇” 而非 “兵”。據《江忠烈公遺集》記載，咸豐三年十月創立湘軍之時，就已慮及將來遣散的問題。按清代制度，軍務告終，統帥必須遣散其軍，繳回欽差大臣官防，這是軍務之正規。

然而，即便曾國藩拒絕遣撤湘軍起兵反清，也勢所不能。

師出無名

湘軍建立，其目的十分明確，就是忠君保囯。天京一役，湘軍死傷慘重，以“ 慘烈 ”形容並不為過。湘軍將士早有被遣散的心理準備。攻陷天京後，人心思歸，戰鬥力大打折扣，隊伍並不好帶。

若此時曾國藩決定起兵反清，士兵能否賣命尚未可知。更糟的，是曾國藩師出無名。此舉不僅大逆不道，成敗還是個未知之數。而從湘軍分離出去的左宗棠楚軍、李鴻章淮軍也未必跟隨。

反叛歷來為皇家大忌，反叛者向來承擔最重的刑罰。清代在刑罰上，不僅儲存了歷代留存下來的 “五刑制度”，更在此基礎上，還增加了發遣、遷徙、枷號、凌遲、梟首、戮屍等一系列的酷刑。

至少，保留了足夠的阻嚇作用。這還不算，曾國藩的湘軍最為致命的，是起兵後，將面臨四面楚歌、孤軍作戰的窘境。

四面楚歌

若曾國藩起兵反清，在清廷的眼中其性質已發生質變，成了人人得而誅之的 “ 反賊 ”。按當時的情形看，天京一役後，太平天國在各地的餘部尚有三十萬之眾。

太平天國的這批部眾與湘軍可謂不共戴天，必然會與湘軍死磕到底。由於形勢發生逆轉，清廷的態度亦會發生轉變，或任由太平軍與湘軍自相殘殺，再坐收漁翁之利。

而在中原，清政府早布有僧格林沁的一支精銳騎兵。而湘軍中，卻沒有設定騎兵，若與僧格林沁部交戰，以步兵見長的湘軍，沒有必勝的把握，甚至還可能落於下風。

不僅如此，北方還有東西捻軍虎視眈眈，西北和西南的回部起義仍在繼續。更讓曾國藩不敢輕舉妄動的，是清政府已得到了以英國為首的外部勢力的支援。

縱然曾國藩的湘軍有三頭六臂，也架不住四周的強敵環伺。當此情形，恐怕師出無名的湘軍一舉義旗便成敗局。

一向行事謹慎的曾國藩，對於是否反清？必然經過深思熟慮權衡利弊，在明知勝算全無下，就算他真有這個心，也沒這膽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