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住良心的“一釐米主權”！
本文節選自熊培雲《自由在高處》
許多人熱衷於討論人權高於主權，還是主權高於人權。其實，不唯國家有主權，每一位國民也有主權。而且
，個體主權之是否淪陷，更是人人最要面對的精神事件。
所謂個體主權無外乎兩種：一是“對物”；二是“對己”。
“對物的主權”，
十八世紀的歐美賢良已有精彩論述。如英國首相老威廉·皮特有關物權的至理名言——
“風能進，雨能進，國王不能進！”；
美國政治活動家詹姆斯·奧蒂斯反對政府的任意搜查令時的慷慨激昂——
“一個人的住宅就是他的城堡，只要他安分守己，他在城堡裡就應當受到像王子一樣的保護”。
至於“對己的主權”，則包括個體的身體自治（行動自由）與精神自治（思想自由）。
一定條件下，無論“對物”，還是“對己”，兩種主權都具有某種可讓渡性：透過談判你可以變賣房產，替人工作、聽人差遣，甚至接受有關思想與行為的培訓等等。
但是，
沒人希望自己因此變成奴隸，既失去了“對物的主權”，也失去了“對己的主權”，成了“大公無私”時代裡一無所有的“新人”。
最常見的情形是，人們敏銳於擁有“對物的主權”，而無視自己的思想與行為成為徹頭徹尾的淪陷區，
就像漢娜·施密特，電影《朗讀者》裡的納粹女看守。法庭上的漢娜·施密特完全是漢娜·阿倫特筆下的艾希曼，優雅、溫順，而且理直氣壯。在那裡，劊子手被還原成一位普通的德國市民，忠於職守，對上級以及既有法令無條件服從。當法官質問她為什麼只為不出亂子而寧願讓三百人活活燒死時，漢娜·施密特反問法官：“如果是你，你會怎麼做？”法官一時無言以對。相信這也是人們最怕面對的問題。
體制、環境、“大家都這樣做”等等就像是隱身衣，許多作惡的人都曾經穿過，而且還要為將來備用。
（ 《朗讀者》裡面由凱特·溫絲萊特飾演納粹女看守漢娜
·施密特
，二戰結束後受到審判。）
至於漢娜·施密特為什麼還是被判終身監禁，影片未完全展開，答案在德國的另一場真實的審判中。1992年2月，柏林牆倒塌兩年後，守牆衛兵因格·亨裡奇受到了審判。在柏林牆倒塌前，27歲的他射殺了一位企圖翻牆而過的青年：克里斯·格夫洛伊，20歲。幾十年間，在這堵
“隔離人民的牆”
下面，先後有300多位東德逃亡者被射殺。
和上面這位可憐的女人一樣，亨裡奇的律師也辯稱這些衛兵僅僅是為執行命令，別無選擇，罪不在己。然而法官西奧多·賽德爾卻不這麼認為：
“作為警察，不執行上級命令是有罪的，但打不準是無罪的。作為一個心智健全的人，此時此刻，你有把槍口抬高一釐米的主權，這是你應主動承擔的良心義務。這個世界，在法律之外還有‘良知’。當法律和良知衝突之時，良知是最高的行為準則，而不是法律。尊重生命，是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原則。”
最終，衛兵亨裡奇因蓄意射殺格夫洛伊被判處三年半徒刑，且不予假釋。
（柏林牆始建於1961年8月13日，全長155公里，將柏林和德國一分為二，1990年6月開始拆除，少部分紀念留存現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露天畫廊）
從漢娜·施密特到因格·亨裡奇，體制內的作惡者莫不把體制與命令當作其替罪的藉口，為自己主權淪陷、良心失守卸責。
然而，即使是在黑暗年代，生活仍是可以選擇的。不是麼？在修砌柏林牆的第一天便有東德衛兵直接逃到西柏林，而柏林牆，方生方死，正是從那一天開始了它持續幾十年的坍塌。
1961年8月15日，前東德計程車兵舒曼在柏林牆開建的第一天逃亡前西德
你首先是人，然後才是衛兵。亨裡奇案作為“最高良知準則”的案例早已廣為傳揚。“抬高一釐米”，是人類面對惡政時不忘抵抗與自救，是“人類良心的一剎那”。這一釐米，是讓人類海闊天空的一釐米，也是個體超拔於體制之上的一釐米，是見證人類具有神性的一釐米。
那一刻，像過往與將來的所有光榮時刻，良知被人類奉若神明。
而人類之所以高貴，正在於人的身上附著了這種神性的良知。
如亨利·梭羅所說，
“每一個人都是一座聖廟的建築師。他的身體是他的聖殿，在裡面，他用完全是自己的方式崇敬他的神，他即使另外去琢鑿大理石，他還是有自己的聖殿和尊神的。”
中國人不也常說“頭頂三尺有神明，不畏人知畏己知”麼？不管是“神知”，還是“己知”，背後都關乎神性。前者是他律之神，所謂“人在做，天在看”；後者是自律之神，
人因有良知而自律，而超越罪惡的樊籬。一旦丟掉了良知，人類神性的廟宇也就坍塌了。人類所能看到的，便只有猥瑣的世相與一望無際的殘酷。
（阿道夫·艾希曼：納粹德國軍官，也是在
猶太人大屠殺
中執行”最終方案“的主要負責者。被稱為“死刑執行者”。二戰後逃脫，流亡到阿根廷，一直到1960年，被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追查到下落，並於5月11日強行綁架並透過飛機運到以色列，於1961年因反人類罪等15宗罪名一併起訴，最後於1962年6月1日被處以絞刑。）
（法庭上，艾希曼為自己的罪行辯解）
為了克服阿倫特筆下的“平庸之惡”，抵禦隨時可能發生的權力之禍，尤其在經歷了極權主義盛行的二十世紀之後，各國已經越來越注重對其國民抵抗權的保護。這既是一種法律上的救濟、政治道德上的分權，也是一種良心上的共治。
具體到今日中國，現行《公務員法》第54條不也規定公務員有抵抗上級的權利麼？只可惜有人於法不顧，以為可以盡享良心淪陷之紅利，且永遠不受責罰。而這一切，也正是網民窮追暴力拆遷、跨省追捕等惡性事件之原因所在。
一花一世界，一人一國家，誰能帶領好自己，做自己人生的領導者？當一個人因不分善惡、唯命是從而導致自己主權淪陷，這樣“亡國奴”式的人生是不是才更可怕，更無希望？在此意義上，所謂良心發現，是不是另一種意義上的“救亡圖存”？
年少時愛看《加里森敢死隊》，如今只記住其中一個鏡頭：盟軍戰士逃跑時，一位德軍士兵開槍射擊，可是怎麼扣不動扳機，嘴裡還嘟囔著，“什麼老爺槍！”二十年後想起這個細節仍然忍俊不禁。我真希望那個手忙腳亂的德國兵是在“蓄意不謀殺”，正管理著他守住良心的“一釐米主權”呢！
作者簡介：
熊培雲，男，1973年生，籍貫江西。畢業於南開大學、巴黎大學。主修歷史學、法學與傳播學。思想國網站創始人。曾任《南風窗》駐歐洲記者（主筆）；《新京報》首席評論員；《南方都市報》、《南方週末》、《東方早報》、《亞洲週刊》、《鳳凰週刊》等知名媒體專欄作家、社論作者及特約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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