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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保路運動的研究，按照目前的研究現狀分大體有三類：一種是比較傳統的就是認為四川保路運動在近代史上是作為武昌首義的策應事件出現的。這類歷史敘述最早最完備的文字見於吳玉章的《辛亥革命》一書。

第二種認為保路運動是一場獨立的有自己本身發展線索的事件，之所以出現在四川是由於四川人民反對清廷出賣主權而導致。即便沒有武昌首義，按照四川當時的局勢也能形成革命風潮。

第三種著力開掘四川保路運動事件本身於晚清政局之間的互動關係。這類研究一方面是得益於鐵路經營檔案的發現和公開，一方面也是地方史學研究者集體發力所致。

相較前兩種，第三種研究有更科學的史觀。在20世紀初， 由四川省留日學生首倡，經四川總督錫良奏請，1904年在成都設立“川漢鐵路公司”。第二年改為官商合辦，1907年改為商辦有限公司。採取“田畝加賦”，抽收“租股”為主的集股方式，自辦川漢鐵路。1911年5 月，清政府宣佈“鐵路幹線國有政策”，強收川漢、粵漢鐵路為“國有”，旋與美、英、法、德四國銀行團訂立借款合同，總額為六百萬英鎊，公開出賣川漢、粵漢鐵路修築權。但這裡面有個問題就是清廷為了還戰爭賠款而出賣鐵路股權為何要選擇了川漢鐵路？其實，四川保路運動開始之前，民營的川漢鐵路公司已經成為“二衙門”，原本募集了股本1400萬兩銀子，其中700萬兩銀子已經投入了鐵路建設，餘下的700萬兩，有400萬兩還在賬上，而有300萬兩，則被公司一名叫做施典章的經理挪用，到上海炒股票，並且虧光了。恰好在這個時候，清政府要強行收購這條“川漢鐵路”、歸為國有。所以，這個時候，公司管理層順勢支援政府收購股權。從發現的檔案卷宗和來往電函可以得出是公司管理層為了平賬掩蓋財務黑洞而主動向朝廷提出變更和出售也不為過。

但接下來發生的事就不是一個財務黑洞那麼簡單了。首先，產生的應激反應是，公司股權要變更和出賣的訊息被捅出和傳到四川后，川民極為憤慨。 6 月17日，成都各團體兩千餘人在鐵路公司開會，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立憲派人士蒲殿俊、羅綸為正副會長，提出了“破約保路”的宗旨，釋出《保路同志會宣言書》等文告， 四處張貼，宣傳保路。 清廷震恐，急調端方率鄂軍入川鎮壓，導致武昌一地清軍勢力空虛。 從而引發了武昌起義。

從這裡看出，四川保路運動是有一個自己發展和演化的歷史脈絡的。單獨放在武昌首義的配角的地位看是不妥的。而且，當武昌首義後，也進一步推動了四川的革命獨立。清軍在四川處於進退兩難的境地，軍心大亂，全無鬥志。11月27日，入川清軍在資中反正，殺死端方。

由此可以看出，四川保路運動既有經濟上的動因，也有政治和軍事上的行動。既有與武昌首義互動的關係，也與清廷以及列強對鐵路產業這一國家經濟命脈態度上的變化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