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後宮皇后平民居多，在《明史·后妃傳》記載，在45人中僅有3位出身顯貴，除此之外，大多后妃出身並不高，比如，宣宗的張皇后，其父為永城縣主簿，英宗的錢皇后後族卑微，憲宗的吳皇后，其父以女為貴，被授予了都督同在。
再如，孝宗生母、神宗生母、光宗生母、熹宗生母都是宮女出身，地位卑微，皆是因皇帝臨幸才生育龍子，在數以千計的宮女中脫穎而出，之後擢升為嬪妃。
那麼，明代帝王的皇后，為何走得是平民化路線呢？這事兒還得從明代的皇帝說起。
明代皇帝最大的一個特徵就是平民化，大多能力一般，心思不在政事，而在於個人的發展上，充滿了世俗化。
朱元璋是典型的平民皇帝，由他開啟的明朝也打開了一個極富平民氣質的皇室家族。回看明代十六帝，明朝的皇帝在歷代王朝中是享有民間稱謂和自號最多的王朝。
比如，朱元璋被稱為“平民天子”；明宣宗被稱為“蟋蟀皇帝”；明英宗有“幼沖天子”之稱；明武宗是“風流天子”，自號“錦堂老人”、“大慶法王”；明世宗自號“天池釣叟”；明穆宗有“令主”之稱，自號“舜齋”；明熹宗是“木匠皇帝”；明思宗是“獨夫”。
看看這些五花八門的稱謂，是不是已經初步感受到了明代皇帝的迥異之處，這只是個“小巫”，我們接著看“大巫”。
明朝在歷史上最出名的人不是皇帝，而是太監。明朝太監將宦官專政演繹到一個歷史新高度，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在此歷史現象的背後，實際反應出一個不可迴避的現實，那就是明朝的皇帝能力有限，大多缺乏主見，執政主要依靠內閣和宦官。
作為一國的最高行政長官，一般來說，要具備兩種能力：其一，選官的能力。
一個王朝之內官員眾多，且人性複雜，如果皇帝不能知人善任，重任賢能，沒有辨別人才、驅除奸佞的能力，那麼作為一國之君基本已註定是失敗的。
其二，還要有一定的馭臣之道，君臨之術。
帝王需要利用人性趨利避害的本能，同時依仗賞與罰，刑罰予以懲戒，賞賜誘之以利，將官員群臣生死榮辱控制於手中，從而擁有駕馭整個官僚系統的能力，如此這樣，百官必然垂拱，令出必行，行必果之。
但明代皇帝，除了朱元璋、朱棣之外，大多沒有這種治理政務和駕馭群臣的能力。
在他們的奏章上出現較多的批註不是“已閱”，就是“知道了”，沒有什麼指導性的意見。
比如，明孝宗在執政期決乾脆將政務推給徐溥、謝遷、劉健和李東陽四大臣子。此後的明帝王已極少有人能獨立嫻熟的處理政務了，儘管明穆宗有“令主”美譽，但對軍政要務也是一問三不知，完全要依靠大臣。
“仁宣之治”的出現離不開“三楊輔政”，景帝的統治離不開于謙的支援，神宗、穆宗和光宗更是完全依仗內閣。明帝王們在依仗內閣的同時，又心存猜忌，因此，又重用身邊的宦官，由此就出現閣臣與宦官並重、閣臣與部臣相互牽制的局面。
這種局面看似有利，皇帝也自認為找到了自己合適的代言人，實際上，各方勢力為尋求存在感，往往會出現矇蔽皇帝的情況。比如，明英宗讓王振作自己的代言人，其結果卻是引發了“土木之變”。再如，明憲宗時還出現了“只知有汪太監，不知有皇帝”的局面。明熹宗時更是出現了千古太監號稱“九千歲”的魏忠賢。
此外，從以上明代皇帝的平民稱謂中，也不難發現，明代的大多數皇帝對政務也缺乏足夠的熱情，他們更傾向於享受利用皇帝手中的特權來享受生活，缺乏遠大的理想和抱負。
朱元璋是一位勤奮的帝王，規定政府各部有185件事必須面奏，每天要處理200多份報告，還創下了8天之內處理各衙門奏章1660年，計3391年事的紀錄。但他的子孫們並沒有效仿他，特別是明朝中後期皇帝們“勤政”這一條政令已然荒廢。
比如，明英宗在位四十餘年，基本沒有上過朝，不是迷戀修道，就是沉溺於酒色。明憲宗在位23年，僅在成化七年召見過大學士。明熹宗在位7年，更是一次也沒召見過大臣，等等
以上明代帝王的這些行為都說明，他們大多數並沒有花費過多的精力，也沒有足夠的能力來處理政務，而是把政務推給和群臣和宦官，那麼這些帝王的時間和精力都用來幹嘛了呢？
明朝的帝王還是十分有個性的，把時間和精力都用在發展個人事業上。比如明武宗喜歡武功，一國之君總喜歡以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自稱，親自領兵出征，自己為自己加官晉爵，還領取薪俸。他喜歡與身邊人打成一片，稱兄道弟，其結拜的兄弟、招收的義子高達百人以上。
再比如，宣宗擅長作畫，憲宗愛演戲，世宗迷通道教，神宗熱愛書法，熹宗喜歡對木工的執著更是達到了痴迷的程度，每每他沉迷木工的快樂世界中時，一旦有人因政務來打擾他，他就大發雷霆。而且他還經常把自己做好的作品交給宮中的太臨，讓他們拿到街上去賣，上面刻有“御刻”的字樣，玩得是不亦樂乎。
透過這些現象，我們可以看到，明代帝王喜歡脫下神聖的尊卑外衣，大膽的追求和享受自己的生活，充分參與到了民間生活和個人的喜好當中，皆是滿身的世俗之氣。
人以群分，物以類聚。走平民化路線的明代帝王，滿身人間煙火的氣息，個性突出，不受約束，自然不希望有一位世家大族的后妃對自己產生極強的約束力。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王朝的后妃出身權貴之家，家世背景強大，有名門望族，也有王侯將相，以至於皇帝對后妃的家族都有幾分忌憚之心，這樣的婚姻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政治聯姻，帝王婚姻皆為鞏固政權的統治。
比如，漢代的竇太后背後有強大的竇氏家族支援，霍太后、王太后背後也有龐大顯赫的家族支撐，這樣一來，很容易形成外戚專政的局面，從而在朝政中獲取極大的話語權，有時甚至操持著皇帝的廢立。
再比如，隋朝的獨孤皇后因獨孤家族一門三後，勢力雄厚，她與隋文帝並稱“二聖”，不僅全權處理後宮事務，而且也染指政務，隋文帝甚至不敢隨意親近其他嬪妃。
但外戚專政的現象並沒有在明代發生，其中的原因自然與後宮嬪妃卑微的出身有關。明代帝王忌憚於外戚專政，朱元璋在立國之初早就考慮到了。
所以，明太祖在《皇明祖訓》中有規定：“凡天子及親王后妃宮人等，必須選擇良家女子，以禮聘娶，不拘處所，勿愛大臣進送，恐有奸計，但是娼妓，不許狎近。”
在明太祖的祖訓中，明確規定明後妃必須是良家婦女，雖說良家婦女並非是平民家庭的“特產”，但為了避免外戚干政，往往後宮在選擇妃子時，更傾向於選擇那些身份、地位相對不高的家庭中的女子，而非勳舊貴族。
權力是一把雙刃劍，它需要各種鬥爭的相互制衡才能保持一種恆定的狀態，顧此失彼，都是致命的。明朝沒了外戚專政，但卻引來了宦官專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