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詩歌英譯已經有200多年的歷史。英譯活動不僅促進了李白詩歌的經典化，而且推進了中西文化的交流。受贊助人因素的影響，李白詩歌的英譯本在翻譯選材、翻譯策略、翻譯風格等方面具有不同的特點。漢學家杜博妮（B。 S。 McDougall）在專著《現代中國翻譯領域》（Translation Zones in Modern China）中指出，中國文學外譯有四種類型：一是學術翻譯，指在以大學出版社為主的出版機構贊助下譯介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二是國家翻譯，指中國外文局等國家級出版機構主持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三是商業翻譯，指商業出版機構主持譯介的中國文學作品，譬如企鵝出版社等；四是個人翻譯，指譯者出於個人的興趣愛好等自身原因選擇翻譯的中國文學作品。四種類型分別展現了不同贊助人對翻譯過程的影響作用。

翻譯理論家安德烈·勒菲弗爾（A。 Lefevere）曾指出，贊助人指“促進或阻止文學閱讀、寫作或改寫的各種權力（人或機構），譬如宗教集團、階級力量、政府部門、出版社、傳媒機構，還可以是個人的勢力”。不同的贊助人具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和翻譯動機，學術贊助人以學術探究為目的，國家贊助人以宣傳國家文化、構建國家形象為宗旨，商業贊助人以追求市場效益為目標，個人贊助人則主要取決於個人的喜好，有很大的靈活性。李白詩歌英譯受到不同贊助人的影響。透過分析不同贊助人對譯者以及譯本生產產生的影響，可有助於探究中國傳統文化外譯的最佳化路徑。

英國著名漢學家亞瑟·韋利（A。 Waley）對李白及其詩歌的譯介屬於學術翻譯。早在1919年，在大英博物館東方部工作的韋利發表論文《詩人李白》（The Poet Li Po），以譯研結合的方式介紹了李白的詩歌風格，並翻譯了李白的23首詩歌，其中9首為含有“酒”的詩歌。受英國維多利亞時期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影響，韋利對李白的態度比較消極。在《李白的詩歌與生平》（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中，韋利指出李白是一個“自吹自擂、冷酷無情、揮霍放蕩、不負責任、胡言亂語”的人。在翻譯過程中，韋利參考了大量宋代貶斥李白的資料，贊同王安石對李白的評價，認為李白的詩歌十有八九描述酒和女人。韋利肯定李白的詩才，但又認為李白長篇詩歌的結構很糟糕。譯本中，韋利主要採用直譯的翻譯策略，運用散文的形式英譯李白的詩歌，詩句之間沒有押韻。此外，韋利還將李白的樂府詩，譬如《遠別離》等譯為短文。

美國華裔作家哈金撰寫的《通天之路：李白傳》（The Banished Immortal）屬於商業翻譯。在漢譯本的代後記《寫作與生存》中，哈金指出該書的創作與出版源於與出版社之間的協議。2015年夏天，一家小出版社請哈金寫一篇中華人物的傳記，該社編輯認為哈金對李白比較熟悉，因此選定李白作為撰寫的物件。哈金是美國社會的“外來客”，他站在“異鄉人”的視角審視李白的詩歌人生。“邊緣人”的處境使他在作品中過度強調李白顛沛流離的生活與寄人籬下的遭遇，而為了加深李白的苦難，哈金在作品的最後一章描寫了李白後代的窮困遭遇。該出版社一直強調，不要學術著作，一定要有趣，能夠吸引讀者。哈金接受該社編輯的建議，用詩歌串聯李白的一生，以講故事的方式譯介李白的詩歌和人生。此外，哈金還在該社編輯的授意下為每一首英文譯詩附上中文原文，便於讀者理解。與此同時，哈金也是一位詩人，出國之前便對中國詩歌有著深入的瞭解，因此，他英譯的李白詩歌帶有漢詩傳統的影子。

紐西蘭作家、教育家路易·艾黎（R。 Alley）長期旅居中國，是國家翻譯機構聘用的外國翻譯專家，曾參與《中國文學》（英文版）的翻譯工作。除了在《中國文學》英譯了許多李白詩歌外，艾黎還在早期從事對外宣傳工作的外文出版社的贊助下翻譯出版了《李白詩歌200首》（Li Pai ：200 Selected Poems）。分析艾黎譯介的李白詩歌可以發現，艾黎注重李白作品中的現實主義成分，選譯了李白描寫邊疆、思鄉的詩句。趙樸初在為《李白詩歌200首》撰寫的《序言》中指出，譯者選譯的標準與其他從事李白詩歌英譯的譯者頗為不同，艾黎選譯了許多表現李白關心民生疾苦、國家安危的詩歌，展現了李白憂國憂民、關心家國天下的一面。閱讀譯文，艾黎將李白的詩歌譯為現代詩，語言平實，不講求押韻，展現了詩歌的內涵。艾黎的翻譯工作屬於國家翻譯實踐的一部分，能夠避免譯者用西方的立場審視中國文化，有利於展現中國文化的精髓。

美國詩人、譯者大衛·辛頓（David Hinton）於1996年翻譯出版的《李白詩選》（The Selected Poems of Li Po）屬於譯者的個人翻譯實踐活動。辛頓是一位詩人，注重李白詩歌的文化特色和藝術特色。在《序言》中，辛頓用大量篇幅介紹了李白詩歌中的“無為”思想、意象“月”等，並在作品的《附錄》中給出了123條註釋，對詩歌中的特定內容進行詳細的解釋。辛頓的翻譯是以詩人的視角審視另一位詩人的作品，因此，譯介的過程也是對李白詩歌的賞析過程。

贊助人對翻譯實踐活動的影響之一是對翻譯選材的影響。學術翻譯實踐注重作品的學術價值，而許多西方學者站在西方立場解讀中國傳統文化與道德價值，存在一定的誤讀現象；商業翻譯實踐以市場效益為最終的考量目標，常常過分顧及國外讀者的閱讀興趣，在選材方面出現偏差，選譯的文字缺乏深度；個人翻譯實踐具有較大的自由度，不易把控。國家翻譯實踐是在國家機構贊助下開展的翻譯實踐活動，有利於把握意識形態、價值取向，有利於挖掘中國典籍中既能展現民族特色又具有共同價值的文化精髓。英國漢學家韋利在西方視角下譯介的李白及其詩歌，否定李白詩歌的價值，否定李白的為人，否定李白的文學地位，給西方讀者帶來了很大的誤解。國家翻譯實踐對翻譯的選擇有著嚴格的評判制度，可以有效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

國家翻譯實踐強調尊重文化的差異性，並在多元文化世界中找到自己的文化定位，從而獲取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人類文化具有差異性，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性，正是差異性與獨特性的存在才能彰顯世界文化的多元化。人類文化又具有共通性，能夠超越地理、民族和歷史的界限，形成一個文化共同體。在文化共同體內，每一種文化都有其獨特的位置，是共同體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差異性與共通性是推動世界文化不斷髮展更新的動力。國家翻譯實踐以尊重本國文化為基本原則，不會卑躬屈膝地滿足他國主流價值觀念或意識形態的需求，為促進人類文化共同體的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在李白詩歌英譯的過程中，紐西蘭作家、教育家路易·艾黎的譯本重視李白現實主義詩歌的譯介，有效改善了西方對李白詩歌“不切實際”的誤解。李白是浪漫主義詩歌的代表詩人，但是李白的詩歌中不乏關心民間疾苦、家國天下的內容。

國家翻譯實踐活動具有系統性。以《大中華文庫》等為代表的國家翻譯實踐活動是一項系統的翻譯出版規劃。每一期選定幾本中國古代文化典籍，交由該領域有影響力的譯者進行翻譯。其中，《李白詩選》由翻譯家許淵衝先生翻譯，挑選了李白最具代表性的100首詩歌，每首詩均配有優美的賞析文字，有利於讀者理解詩歌的內涵。國家翻譯實踐活動有嚴格的出版稽核過程，在翻譯出版之前，相關部門會對譯本進行三次審查，能夠保證譯本的質量和價值取向。

在全球化的程序中，構建良好的國家形象、增強文化自信、推進文化自覺具有重要意義。透過李白詩歌的英譯可以發現，國家翻譯實踐能夠保證在尊重本國文化的同時，尊重各國文化的差異性，有利於構建中國形象、促進文化共同體建設，使全世界感受到中國文化的獨特魅力。因此，在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要重視國家翻譯實踐的積極效應，發揮國家翻譯實踐對翻譯活動的調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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