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麥廣播公司近日播出的一部名叫《尋找自我》的丹麥紀錄片，披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涉嫌資助20世紀60年代對311名丹麥兒童進行的一場秘密人體實驗。這些兒童大多是被人領養或來自孤兒院，始終沒有被告知實驗的具體目的。
丹麥紀錄片揭露美國中情局秘密資助人體實驗
報道稱，這項實驗在哥本哈根市立醫院的地下室秘密進行。紀錄片導演、實驗親歷者之一佩爾·溫尼克說，在11歲的時候，他參加了一系列人體實驗，其中包括測試兒童是否存在“精神變態”跡象的實驗。
在這項實驗中，溫尼克被要求坐在椅子上，身上綁著電極，被迫聆聽響亮刺耳的噪音。雖然專案由美國一些醫療機構和“人類生態基金會”出資，但溫尼克說，“人類生態基金會”專案提供的大量資金，幕後來源正是美國中情局。
中情局開展殘忍人體實驗 研究“洗腦”
丹麥的兒童實驗，不過是美國中情局人體實驗的冰山一角。從20世紀50年代到70年代，美國中情局曾經開展過一項思想控制計劃，透過種種慘無人道的手段，試圖實現“洗腦”。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外記者、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斯蒂芬·金澤：中情局在政治宣傳中發明了“洗腦”這個詞，這個詞是一個為中情局工作的人想出來的，他想說服美國人“蘇聯試圖對美國洗腦”，而中情局沉浸在了自己的這個幻想中。時任中情局局長艾倫·杜勒斯就認為思想控制是掌控全世界的關鍵。
金澤撰寫的《首席毒師》一書深入揭露了美國中央情報局的這項思想控制計劃。20世紀50年代，中情局聘用化學家西德尼·戈特利布作為專案負責人，金澤評價他“願意忽略其他人都遵守的道德標準”。而德國納粹醫生及其日本同行也被聘請加入，其中甚至包括臭名昭著的731部隊戰犯。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外記者、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斯蒂芬·金澤：中情局沒有處決那些人，而是僱傭了他們，他們成了美國思想控制計劃的基礎。
該專案擁有美國政府特許的、類似“殺人許可證”的權力，不僅在美國國內有權使用囚犯或抓捕平民進行實驗，還在其他國家肆意折磨戰俘以及無親無故的難民。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外記者、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斯蒂芬·金澤：他們透過實驗折磨致死的那些人，被他們稱為“消耗品”，西德尼·戈特利布和他的同事在這些人身上實施了美國政府歷史上最極端的人體實驗，目標就是尋找摧毀一個人思想的方法。在一組實驗中，主要思路是用藥物讓實驗物件陷入昏迷，再投入大量興奮劑，當實驗物件處於從昏迷到過度興奮的轉換過程時對他實施電擊，並且讓他處於極度的冷熱交替中，來看是否能摧毀一個人的思想。
眾多實驗的結果表明，藥物是摧毀人思想的有效手段，於是LSD——一種強效致幻劑成了中情局思想控制計劃的核心。而過量使用這種藥物會造成嚴重的精神混亂和肉體痛苦，目前在世界各國都普遍被認為是一種危害甚大的毒品而加以嚴厲查禁。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外記者、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斯蒂芬·金澤：在肯塔基州的一個聯邦監獄裡，跟西德尼·戈特利布合作的一名醫生挑出7名非裔美國人囚犯，每天讓他們服用3次LSD，實驗持續了77天，並且沒有告知他們服用的藥品是什麼，服用的後果是什麼。
為了更廣泛地驗證實驗效果，他們甚至在對方不知情的情況下，讓中情局的其他同事和隨機的普通民眾服下LSD，並觀察其反應。
但事實證明，這些殘忍的實驗僅僅能夠摧毀一個人現有的意識，很難把新的意識植入其中，從而實現所謂的“洗腦”。很多實驗物件精神紊亂、失憶或者成了植物人。
美國《紐約時報》前駐外記者、布朗大學沃森國際和公共事務研究所高階研究員 斯蒂芬·金澤：他花費整整十年摧毀了那麼多生命，都是徒勞的。
20世紀70年代，這項慘無人道的計劃被曝光後終止。但相關人員從未受到全面正式的調查和懲罰，並且中情局銷燬了絕大部分原始檔案，究竟有多少人遭到折磨、多少人喪命，均已無從確認。
“洗腦”實驗受害者：那是瀕死的感覺
美國中情局的“洗腦”實驗分佈在全球多地，其中就包括鄰國加拿大。他們將無辜的患者送往一家位於蒙特利爾的研究所，表面上是給他們治病，實際上是在進行秘密“洗腦”實驗。近些年，有部分受害者和他們的家屬站出來，講述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1960年前後，吉娜曾因抑鬱被送往加拿大麥基爾大學艾倫研究所進行治療。
吉娜：每當治療時，我就感覺天旋地轉，旋轉的速度越來越快，我覺得這就是瀕臨死亡的感覺，不知道我能不能活下來。
當時，吉娜並不知道她接受的就是“洗腦”實驗。
吉娜：我不想吃給我的那些藥片，根本沒法用水服下，他們擔心我不嚥下去，所以有護士看著我，直到我吞下去。
研究所負責人埃文·卡梅倫得到中情局資助，曾於1943年到1964年在艾倫研究所進行“洗腦”實驗。
很多和吉娜一樣的患者，都因為輕微的精神病症向卡梅倫醫生求助，比如抑鬱、焦慮等等。然而卻在未告知或得到許可的情況下，被當成“小白鼠”，使用藥物療法、電擊療法等等。
1970年後，中情局與加拿大政府的骯髒勾當被曝光後，吉娜的丈夫說，他們既吃驚又憤怒。
吉娜的丈夫：後來我們發現，這是加拿大政府和美國政府以及美國中情局合作完成的專案，是他們縱容這一切的發生。
吉娜只是其中幸運的一員。很多在艾倫研究所被“洗腦”實驗的患者，最終都出現了嚴重的大腦損傷。
受害者家屬 馬琳：很多人去了那裡，以為自己得救了，根本不知道卡梅倫醫生的目的是給他們“洗腦”，清除他們的記憶。
馬琳的姑姑也是被送往艾倫研究所接受治療的一員，當時她只有19歲。這份1945年的就診記錄顯示，馬琳的姑姑曾在一個月之內接受了9次電擊療法、28次催眠療法。
受害者家屬 馬琳：每次我把手放在姑姑的腦袋上，她就會往後退，我一直不理解，後來我才知道，電擊療法（儀器）是要放在她們腦袋上進行的。
馬琳的姑姑從艾倫研究所出來後，身體情況越來越差，60歲開始就完全喪失了自理能力，甚至沒法說話了。
受害者家屬 馬琳：她沒法像正常人一樣生活，沒法結婚，也沒法生孩子，她一生唯一開心的事是吃糖果，行為跟小孩子一樣。
而這只是這場“洗腦”實驗的冰山一角。20世紀70年代，當這場秘密實驗被曝光在公眾面前時，中情局洗腦實驗的負責人將所有實驗紀錄損毀，僅有一小部分被忽略的證據留了下來。
幾十年的時間，部分受害者及家屬僅靠著這些證據，將中情局和加拿大政府告上法庭，得到了一些賠償。還有更多的受害者連一份道歉都沒有得到。
受害者家屬 馬琳：這十分可疑，上哪兒去找這些（實驗）資料，他們又藏在了哪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