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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犯事後,他每天在獄中做500個俯臥撐……“他好像特別氣自己”

第二次犯事後,他每天在獄中做500個俯臥撐……“他好像特別氣自己”

接受《方圓》記者採訪那天,凌鵬為了見好哥們兒,特意弄了髮型。(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第一次和《方圓》記者約見時,凌鵬穿著一身黑,略帶羞澀地打了聲招呼後,他掏出摩托車鑰匙、耳機連同一支電子煙放在桌子一角,左手手腕上類似菸頭燙的傷疤在燈光下很是明顯。

聊起現在的變化,凌鵬說,不像以前常常夜不歸宿,他現在夜裡不回家的情況一年也沒幾回。這次和朋友約喝酒,他提前跟他爸說了,他爸同意了,只是叮囑了一句:“別惹事。”

“我都20多歲了,我惹什麼事?我可不想再進去待兩年了!”凌鵬迴應道。

從推走一輛摩托車開始

凌鵬在單親家庭里長大——媽媽在他很小的時候去世,他和爸爸、奶奶一起生活。2018年一個夏夜,他和發小在街上亂逛,看見一輛又髒又舊的摩托車,車上蓋著一層厚厚的灰。發小覺得這車肯定沒人要了,就想推走。

凌鵬從小就喜歡摩托車,一說到摩托車,兩眼都放光,對改裝摩托車也自認很有研究。於是兩人把車推到一個摩托車鋪,準備讓人家開啟鎖騎著走,沒想到車主已經報案了,警方很快將他們抓獲。

辦理此案的北京市海淀區檢察院檢察官孫春燕對凌鵬的第一印象是黑黑瘦瘦、不太愛說話,但和父親的關係很好,“親情會見時,凌鵬一看見他爸就哭了”。

凌鵬因為涉案被學校開除。考慮到被偷的摩托車已經還給被害人,被害人表示諒解,加之凌鵬尚未成年,也向警方如實供述,2018年6月25日,海淀區檢察院對其作出附條件不起訴決定,條件是在半年考察期內定期參加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的幫教活動,並參加工作。

凌鵬被父親安排去朋友的拉麵店上班。拉麵店老闆對凌鵬進行嚴格監督,晚上下班後會安排店裡的員工把凌鵬送回家,早上再派人去家裡帶他過來。他想扼住凌鵬一切可能惹事的機會,讓他安安穩穩地度過這半年。

在孫春燕的要求下,凌鵬每週都要參加司法社工組織的幫教小組的活動,然後每月交一篇思想彙報,每兩個月交一篇法學相關書籍的讀書筆記。凌鵬不愛讀書,於是他的讀“書”筆記裡大多是他和父親一起看法治節目的觀後感。

凌鵬最早接觸的司法社工,是北京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的社工劉羽,後者主要對他進行社會調查,並整理成一份報告遞交給司法機關。為此,劉羽在凌鵬取保候審後做了一次上門家訪。

凌鵬的家在一個老小區裡。地板沒有鋪磚,還是原始的石灰地,地上散落著各種雜物垃圾,一張雙人床,床上的涼蓆縫隙已經發黑,旁邊放著一個摺疊桌,加上櫃子和電視,房間幾乎就滿了。

劉羽發現,凌鵬父親雖然說話離不開髒字,對孩子也是“粗放式”教育,但他對凌鵬很瞭解。凌鵬有哪些朋友,在外面被誰欺負過,他都能講得一清二楚,因為凌鵬平時會和他聊這些。

但凌鵬父親並不是凌鵬生活中的積極榜樣。多年來,他一直遊手好閒,靠低保過日子,讓凌鵬覺得“這麼混著也行”。至於凌鵬在外面混的事情,他也不太管,“別違法、別吸毒就行”。有時凌鵬在外惹事,他會覺得是兒子交友不慎,是那幫朋友帶壞的凌鵬。

在幫教小組裡,凌鵬是最皮的孩子,會故意跟司法社工唱反調。他常常癱坐在椅子上,蹺著二郎腿喊:“老於,今天下午幹啥?”他口中的“老於”是司法社工於曉涵,她和凌鵬關係最為親近。

於曉涵告訴《方圓》記者,活動開始後,凌鵬總喜歡時不時戳旁邊人一下,小打小鬧,只有當她嚴肅地要求他配合時,他才會稍微收斂。

在司法社工們看來,凌鵬的“皮”其實是求關注的一種表現。劉羽記得,一次外出活動,凌鵬打了一小時的電話,音量大得誇張,聊的是自己在外認識多少人,偶爾還提及打架這類事情。

凌鵬少有正經的時候,除了在一次模擬法庭上。當時,凌鵬扮演一位因打架鬥毆被起訴的被告人的父親。

輪到凌鵬發言時,他拿著自己手寫的紙稿,用比平常打鬧時低得多的音量念出:“不管你做了什麼事,你這次犯了錯,但是爸還是會讓你回家的。你在裡邊好好聽話,好好改造。你要是想上學,我就給你找個學上,你要是想工作也行,咱們就找個工作,好好上班。”

當時,凌鵬還不知道他也會從自己父親那兒聽到類似的話。

2018年12月,考察期滿後,海淀區檢察院對凌鵬作出了不起訴決定。司法社工們都鬆了一口氣,覺得凌鵬工作也穩定下來了,一切都在向好。

二次被捕,在獄中瘋狂做俯臥撐

2019年5月21日,孫春燕收到一個令她震驚又深感惋惜的訊息:凌鵬因涉嫌強姦罪被公安機關抓捕。5月20日,他和未滿14週歲的女朋友開了間日租房,沒想到第二天,在警方例行巡房時被抓了個正著。

當時,凌鵬並不知道和不滿14週歲的幼女發生性關係會構成強姦罪,以為只要雙方自願,這事就沒問題。當隔著鐵柵欄再次見到孫春燕時,他把腦袋耷拉得特別低,唉聲嘆氣地說:“這次真的完了。”

其實這事在孫春燕的心裡總有點過不去,她說:“如果當初我給他講了這條法律,是不是他就不會這麼幹了?”因此,之後的案子裡,一旦涉及幫教考察,孫春燕和司法社工們都會跟青少年們反覆強調:“如果女朋友不滿18週歲,尤其是不滿14週歲的,什麼都不能做,知道吧?”

2019年9月,凌鵬過完18週歲生日,作為一名成年人站上了法庭。庭上,他聽到了一些熟悉的話,“你好好改造,爸爸會等你”。

凌鵬知道父親這次很受打擊,自己也很愧疚自責,庭上始終不太敢看父親。因凌鵬有立功表現,又如實供述,最終法院以強姦罪判處他有期徒刑二年。

在獄中,凌鵬有些近乎自虐的行為——每天只吃一頓飯,一天做500個俯臥撐。孫春燕說:“他對自己特別狠,好像是特別氣自己。”但凌鵬解釋不清楚自己為什麼會這樣。那兩年,他從180多斤瘦到120斤。

“兩年過得也挺快的,只有最後那3天過得特別難受,睡不著。”夜裡睡不著時,凌鵬就爬起來,瘋狂做俯臥撐,做到體力不支,再倒頭睡下。

2021年5月21日,是凌鵬出獄的日子。那天,他的父親、姑姑和妹妹去監獄接他。妹妹是凌鵬後媽的孩子,凌鵬待她像親妹妹。

一見到凌鵬,妹妹就哭了,捶了他兩下說道:“還惹事嗎?”凌鵬連忙迴應:“不惹事了,不惹事了。”簽字確認時,凌鵬激動得手在抖,名字都快寫不了了。

出了監獄大門,看到大馬路上這麼多人和車,凌鵬的第一感覺是“外頭好亂”。相比而言,家裡沒有多大變化,只是進屋時,他能明顯感覺到屋子特別矮,不像之前他住的監室,層高很高。

凌鵬本以為自己出獄後會再多緩一陣子,沒想到十幾天後,他就回到拉麵店上班了。

凌鵬工作的拉麵店有些年頭了。店內牆上掛著幾臺已經不能搖頭的風扇,餐桌旁也有一臺大一點的立式風扇,扇葉邊轉邊抖,發出有節奏的“咔咔”聲。選單貼了小半面牆,客人在前臺點餐,點完餐便可以直接等著取面。

如果還點了炒菜,那凌鵬的活兒就來了——他要先把餐牌放客人桌上,等菜熟了再端上。在店裡的大多數時間,凌鵬都不怎麼說話。偶爾看見有客人同時端著兩碗麵,他才會主動詢問用不用幫忙。

飯點過後,拉麵店裡的客人明顯少了,凌鵬這才活潑一些,邊收拾餐桌,邊和老闆娘聊天,說話的音量也更大了些。等到做拉麵的、炒菜的師傅都休息了,他還繼續忙活,幫忙穿肉串。直到沒什麼活,也沒什麼人了,他才會到角落裡玩手機,或者乾脆蹲在店門口抽菸。

對於凌鵬來說,拉麵店的活都熟悉了,做起來也不累。只是每晚10點下班後,他再也提不起精神鍛鍊身體了。

“下班我回家再鍛鍊,我不瘋了嗎?”他告訴《方圓》記者,在家躺著的時候,他只想胡吃海塞,想吃什麼了,他爸都給他做。出獄不到半年,他的體重就迅速反彈了。

埋下的種子

第二次犯事後,他每天在獄中做500個俯臥撐……“他好像特別氣自己”

超越青少年社工事務所設計的馬甲,背面是孩子們用顏料印上的手印。(攝影:方圓記者 張哲)

除了工作要忙活,凌鵬還被家人“催婚”。凌鵬現在的女朋友比他小一個月,兩人認識挺久,感情也很穩定。眼見凌鵬馬上要到合法結婚年齡了,女朋友的媽媽便探了探凌鵬的意思,凌鵬表示,自己還沒做好結婚的打算。

幾個月前,凌鵬聯絡司法社工,說有問題想要求助,於是和孫春燕打了個電話。原來,今年年初他在朋友圈看到有人在賣“冰墩墩”,於是花了1000多元替好朋友買了幾個。但幾個月過去了,他沒收到貨,也沒收到退款。

凌鵬不知道該怎麼辦,也不敢去派出所,害怕因為自己服過刑,會讓警方覺得他是不是在其中獲利了。於是他先墊了錢給朋友,再向債主要錢,催了好多次後對方把他拉黑了。

孫春燕跟凌鵬解釋,當年他犯罪時還是未成年人,按照法律規定,犯罪記錄會被封存,再者這兩件事也沒有關係,“你不要覺得自己跟其他人不一樣,不用害怕進派出所。在這件事中,你是一個被害人,該怎麼報案就怎麼報案。你現在堂堂正正的,自己工作,自己掙錢。你怕什麼?但你千萬不要因為這個事去打架”。

“我知道,我有朋友說找幾個人去校門口、去家裡‘堵’她。我說不行,這樣可能犯法。我好不容易出來了,是不可能再幹這樣的事了,所以才想找你們問問。”

孫春燕覺得這是凌鵬身上一個積極的改變,遇到事了知道問司法社工,問檢察官,“但他對自己還是有‘偏見’,所以覺得別人也戴著有色眼鏡看他,這是難免的”。她誇凌鵬這次進步了,凌鵬迴應道:“吃虧吃多了,肯定當守法公民,絕對不會再犯事了。”

儘管凌鵬跟其他幾個被害人被騙的錢達到了詐騙罪的立案標準,凌鵬最後還是沒有報警。或許是想起自己在獄中的日子,他對《方圓》記者嘆了一口氣,說:“我也不想害她,一小姑娘,1000多元也不至於。”

孫春燕說:“像凌鵬這樣的孩子,不要覺得他又犯罪了就說他不可挽救了,還是能拉一把的,也不能說前面幫教效果不行,至少我們在不停地給他灌輸善的東西,輸入正面積極的法律意識。”

於曉涵表示,她們其實就是埋下了一顆種子。儘管種子的環境沒有變,她們無法讓凌鵬重新選擇家庭,但至少可以透過鼓勵凌鵬,讓他帶朋友來參加活動等方式,儘可能地減少朋輩群體對他的影響,甚至讓他去影響他身邊的人。

現在,凌鵬和司法社工聯絡,一般都是他認識的個別小孩進看守所後取保候審,出來參加幫教活動,他找司法社工問問情況。有時,他也會主動跟這些小孩說好,讓他們好好配合社工工作。

因為凌鵬,這些小孩大多都知道司法社工的存在,他們見到司法社工,都不需要司法社工自我介紹,因為都聽凌鵬講過了。司法社工說,這無形中也讓他們更容易開展工作了。

(文中凌鵬為化名。本文有刪減,更多內容請關注《方圓》8月下期)

(方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