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電視劇《上陽賦》熱播，不少觀眾發現，它是以“南朝代東晉”這段歷史為背景創作的，劇中馬曜的原型是東晉孝武帝司馬曜，王藺的原型是王導，蕭綦的原型是劉裕。則劇中一些情節引起爭議：王藺身為丞相，竟敢扇太子耳光；王藺投毒馬曜後，卻不篡位；謝宛如嫌蕭綦出身寒門，拒絕下嫁……其實，這些都是當時門閥制度的真實寫照。
門閥制度是中國古代皇權政治中的一個變態，它與東晉王朝共始終，僅存在了百餘年（317年—420年），而終結門閥政治制度的，正是劉裕。
（明）仇英《竹林七賢圖》。竹林七賢被視為“魏晉風度”的代表人物。
劉秀都拿豪族沒轍
所謂門閥政治，指士族與皇權共治，僅存於東晉一朝，但漢代已生萌芽。
西漢任官主要採用察舉制，始於董仲舒建議：“使諸侯、郡守、二千石各擇其吏民之賢者，歲貢各二人。”被漢武帝採納。
漢代設立常科（定期招收，又稱歲舉，分孝廉、秀才、察廉、光祿四科）和特科（不定期招收，有賢良、文學、明經等），由高官任舉主，推薦人才，朝廷考核後錄用。在常科中，孝廉最重，官員多從此出；在特科中，賢良最重。常科重於特科。
察舉制使平民也有機會成為高官，打破了“非列侯不拜相”的貴族任官傳統，所以漢代人才輩出，被李白贊為“胡無人，漢道昌”。但察舉制以推薦為主、考試為輔，地方官權力大，易生幫派。
漢代還有任子制度，即任用高官子弟為官。西漢便出現了杜陵張氏家族、金氏家族、韋氏家族等官員世家。以杜陵張氏為例，自張湯起家，他的兒子張安世被封侯，以後8代保持爵位，達182年。
在農耕時代，地方大地主一旦與權力結合，即從豪族（下層貴族）走向世族（上層貴族）。世族盤踞地方，世代相襲，一是蠶食國家稅收，二是加大貧富差距，易生動盪。王莽篡位後，全力打擊世族，引起激烈反抗。
東漢開國皇帝劉秀即出自世族，他手下的“雲臺二十八將”，大多來自世族。登基後，劉秀曾釋出“度田令”，打壓地方世族，致暴亂再起，劉秀只好妥協，表示：“苟非其時，不如息人。”意思是時機不到，將來再說。
曹操也向世族妥協
皇權退讓，世族得以野蠻生長，但東漢初期，世族不太乾預地方察舉，有察舉權的高官多推薦異姓門生，結成私人權力網路。然而，到東漢末期，出現兩大突變：
其一，選官偏重門第家世。因為只有先入學讀書，成為小吏，才能被察舉，非豪門子弟很難入學，官員漸被世族壟斷。
其二，隨著官員們的私人關係網世族化，與閹黨產生利益衝突，東漢末期，雙方你死我活，世族的凝聚力增強。
三國時，曹操本是閹黨之後，為實現篡漢目標，不得不向世族妥協，接受了九品官人法。具體操作方法是：州郡選大中正一人，大中正再推舉小中正，小中正將地方人才分為九等，交吏部敘用。世族因此掌控了官員的推薦權，到晉初時，已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
曹操的妥協，換來了北方世族對他的支援，尤其是潁川集團的支援。潁川在戰國時是韓國故地，好申韓（申不害、韓非子）之學，士人多精通律法，但畢竟屬儒生集團，忠誠於東漢皇室，所以曹操生前不敢篡位。
曹魏取代漢祚後，又很快被世族集團中的司馬氏取代，遂有西晉。
懲於曹魏滅亡之快、滅亡時奧援之寡，西晉皇室對世族特別優待：曹魏時，九品官人法尚依照人才的品德、能力來評價；到西晉時，則完全根據血統。此外，西晉多封眾建，諸皇子皆建藩掌兵，結果引發了“八王之亂”，持續達16年，國力大損。
士族開始與皇權平起平坐
趁西晉內亂，內附匈奴，以及鮮卑、羯、羌、氐等紛紛自立。公元316年，長安被匈奴政權前趙攻破，西晉滅亡。遠房宗室司馬睿在士族王導、王敦的幫助下，南渡長江，定都建康（今江蘇省南京市），是為東晉，這被稱為衣冠南渡。
在東晉，曾經的世族轉變為士族，開始與皇權平起平坐。
學者田餘慶先生在《論東晉門閥政治》中指出：大多數東晉士族並無淵源，多是新起家的。
比如桓溫、桓楚的桓家，雖出自東漢桓榮，但桓榮的六世孫桓範因犯罪，被誅三族，門戶已斷，到東晉時，桓家作為刑餘之家，並無積累。
再如王導、王敦的琅琊王家，雖託名西漢王吉，但中間傳承無記載，在東漢只有一兩代出仕，並非顯貴，直到曹魏時王祥（即二十四孝中臥冰求鯉者）才重振家門。
可見，所謂“家族傳承”只是傳說，當時真正的世家，如弘農楊氏、潁川荀氏、陳留阮氏、博陵崔氏、范陽盧氏、河東裴氏等，根本就沒南下。阮裕曾嘲笑謝家說：“新出門戶，篤而無禮。”可見，北方世家根本看不上王謝桓庾等，也不承認他們是世家。
那麼，為何王謝桓庾等在東晉就成了巨族呢？因為東晉開國皇帝司馬睿原本在皇室中地位甚低，既無威望，也沒實力。此前連琅琊王家也沒看好他。在“八王之亂”中，王家支援的是司馬越，司馬越去世後，為吸引其舊部南渡，才臨時扶持了司馬睿。
司馬睿作為傀儡，只能接受“王與馬，共天下”，登基時，司馬睿引王導同登御床。
王導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上陽賦》中，王藺的原型應為王導，但王導比司馬曜大86歲，二人不在同一時代。
司馬睿稱王導為仲父，任為丞相，王導的哥哥王敦手控兵權，控制著長江中游，當時四分之三的官員出自王門。司馬睿曾重用寒門出身的劉隗、刁協等，抗衡王家。王導暗中聯絡王敦發動叛亂，司馬睿慘敗。以王導之權，扇太子耳光不奇怪。
王導左右朝局，卻沒篡位。因流落江東計程車族仍效忠司馬氏，但他們又厭惡劉隗、刁協，皇權提升，必然威脅士族的經濟利益，所以支援王敦“清君側”。王導後代長期在南朝任官，但庸才輩出，書聖王羲之即王導的堂侄，此時“王與馬，共天下”已成“庾與馬，共天下”，此後又有“桓與馬”“謝與馬”，著姓不斷改換，但士族與皇權始終保持著權力平衡。
《上陽賦》中的皇帝馬曜，原型是孝武帝司馬曜，他本是東晉的中興之主，在謝安幫助下，取得淝水之戰的勝利。司馬曜還利用士族後繼乏人的空檔期，恢復皇家專權。司馬曜好飲，醉後勸寵妃張貴人飲酒，張貴人拒絕，司馬曜開玩笑說：你已年老（當時張貴妃近30歲），該被廢黜了。張貴人大怒，竟讓婢女用被子將司馬曜悶死，對外稱“因魘暴崩”，居然逃過刑責。
司馬曜死後，他的兒子司馬德宗繼位。司馬德宗“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於寒暑飢飽亦不能辨，飲食寢興皆非己出”，後被劉裕所殺。司馬德宗的皇后是王羲之的孫女王神愛，不是謝家人。
劉裕像
王導像
劉裕是寒門，但不是寒人
在《上陽賦》中，門閥女謝宛如不願下嫁蕭綦，其實劉裕也有門第。
據學者祝總斌考證，劉裕的曾祖劉混當過武原令，祖父劉靖當過東安太守，父親劉翹當過郡功曹。在東晉，縣令、郡太守一般由士族壟斷，只是這些郡、縣的人口不多，說明劉家出身偏低。郡功曹“主選舉”，曹魏“皆取著姓士族為之”，所以劉裕是低階士族，可以稱為寒門，但不是寒人。
寒門與寒人的區別很大。寒人無門第，是所謂“役族”，當時法律規定，寒人犯罪，罪加一等。劉裕時，家族衰敗，已無士族的免役、入仕等特權。劉裕登基時，曾自稱：“我布衣，始望不至此。”
劉裕曾從事農耕，當皇帝后，特意在宮中留了一套農具，以提醒後代稼穡之難，可他的兒子劉義隆當皇帝后，一次意外地看到了這些農具，竟大感丟臉。劉裕床頭擋風的是土障，牆上掛的燈籠用葛布製成，以麻繩懸掛。他的孫子劉駿當皇帝后，諷刺說：“田舍翁得此，已過矣。”意思是劉裕寢室的標準已超過普通農民了。
南朝士族本沒什麼積累，可東晉一立國，便強調“士庶之際，實自天隔”。
一方面，南朝庶族長期被歧視，任官後多有暴發戶心理，貪汙、腐敗較嚴重。
另一方面，士族權力基礎來自大莊園，其中農奴不服兵役、不交稅，常被庶族官員指摘，引起士族怨恨。
劉裕一生保持著寒門時的質樸生活習慣，在士族文化的氛圍中，他自己的兒孫都瞧不起他。
黃巢起義終結門閥大族
田餘慶先生說，門閥政治需三個條件：有成熟的階層（士族），有喪失權威但還有號召力的皇統，草原文明與中原文明矛盾尖銳。
東晉士族與皇權並立本不可持續，但為躲避胡塵，大量北方流民進入江南，他們無恆產，志願光復中原。王敦起家，正是靠流民武裝。“皇帝垂拱，士族當權，流民出力”，是東晉的基本格局。
流民武裝分襄陽兵和北府兵，劉裕起於北府。
在《上陽賦》中，稱蕭綦因與草原民族作戰而封王，事實上，劉裕因內戰崛起，成為權臣後才對北方用兵。劉裕篡權後，一方面與士族聯姻，另一方面又對司馬氏斬盡殺絕。透過改革土地制度、恢復策試製度（源於漢代博士弟子之策試，以政事、經義發問，使應試者條對）等，終結了門閥制度。
門閥制度被取消後，士族文化依然傳承，直到唐代初期，士族婚姻仍強調門第，對寒族頗為輕視。雖隋代已有科舉，但初期科舉出身者仍難成高官。李世民曾下令修訂《氏族志》，官員按習慣列崔氏為首，李世民大怒：“山東士族世代衰微，全無冠蓋，而靠以婚姻得財，不解人間何為重之？”
結果，重修《氏族志》將皇族李姓列為第一，後族長孫氏列為第二，崔姓被降到第三。
據學者譚凱研究，唐代中期，士族日漸窮困，為節約成本，且方便在長安、洛陽兩京謀官，多住在中間地帶。黃巢起義時，橫掃“兩京走廊”，門閥大族被屠戮殆盡，從此退出政治舞臺。近千年傳統，至此而絕。
到宋代時，只好轉向“宰相必從科舉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