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劉擎（華東師範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許多人都知道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名字，因為他在1989年提出的“歷史終結論”轟動一時。但你可能聽說，福山本人已經拋棄了歷史終結論，還可能聽說，他寫這本《政治秩序的起源》就表達了他立場轉變之後的新思想。
我想告訴你，這些聽來的看法都是錯誤的。
福山的基本立場是一以貫之的，30年來並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當然，他的學說引起了許多爭議，有可能是錯誤的。但我們首先不要搞錯福山的觀點到底是什麼，然後才談得上去做是非對錯的評價。
那麼，為什麼我們需要如此認真地對待福山呢？是因為他很有名嗎？並不是。重視福山的理由在於，他具有一種當代學者罕見的雄心抱負，敢於去觸碰政治學當中一個古老的大問題——人類的政治將何去何從？各種不同的政體究竟是永久保持彼此之間的差異，還是會最終走向融合？這可能是世界政治中最大最難的問題之一。
其實，對於這個大問題，中國人很早就給出了回答，但不是一個答案，而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答案，可以分別用我們熟悉的兩句名言來表達。一句出自春秋末期的《左傳》，說的是“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還有一句來自南宋哲學家陸九淵，他說“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
轉換成稍微學術一點的語言來解說，“
非我族類，其心必異
”代表了一種特殊主義的立場，認為生活在不同環境中的群體，必定有各自特殊的文化，也一定會建立自己特殊的政治秩序。而“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就代表了普遍主義的立場，相信人類的共同之處要比相互間的差異更為根本，因此人類最終會走向融合，追求大同小異的理想政治秩序。
那麼在現代歷史上，有哪些思想家會主張普遍主義的觀點呢？其實中外都有，最有名的，比如中國的康有為，西方的黑格爾和馬克思。可是看看當今的世界局勢，到處充滿了紛爭與衝突，大多數人對“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越來越沒有信心，認為世界走向融合是一種幻想的烏托邦。當代的絕大多數思想家，要麼迴避普遍與特殊之間的爭議，要麼懷疑普遍主義的政治理念。你大概聽說過亨廷頓提出的“
文明衝突論
”，這就是特殊主義政治理論的一個例子。
而福山就是當代極為罕見的普遍主義者之一，他最根本的觀點，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那就是人類政治的發展是殊途同歸的。如果我們把“
殊途同歸
”這個成語拆成兩半，就更容易解釋了。歷史終結論講的是“
同歸
”，是人類的共同目標或未來的終點，而他對政治秩序的論著講的是“
同歸
”之前的“
殊途
”，是從遠古到現在走向未來的道路，這是多種不同的，也常常是崎嶇坎坷的道路。理解了他的總體看法，就容易明白，福山的政治秩序論著並不是對歷史終結論的否定，而是它漫長而複雜的前傳。
透過這部書，我試著探討政治學中最具有挑戰性的大問題——人類政治向何處去，看看福山對這個挑戰的迴應。
我的解讀包括三個部分，實際上是回答三個問題。第一，福山為什麼要寫這本書？這是講他的問題意識來由。第二，這部書寫了什麼？就是講解這本書的基本思路和核心觀點。第三，這本書寫得怎麼樣？這是做一個簡要的評價。
01
福山的問題意識
福山先後發表兩部論述“政治秩序”的著作，可以看作上下兩卷。上卷是《政治秩序的起源》，在2011年出版，三年之後又推出了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兩本書的英文版都厚達600多頁，涵蓋了從史前到當代的萬年尺度的人類政治歷史，堪稱鉅著。
福山為什麼要費盡心力研究政治秩序的起源和發展呢？這裡有兩個直接起因。第一個原因來自福山自己的現實感。他看到21世紀的世界政治發生一個重要的變化，那就是民主化潮流出現了逆轉，這對他的歷史終結論提出了一種挑戰。在20世紀，從70年代初到90年代後期，世界上的自由民主國家從40多個增加到120多個，這被稱為“
第三波民主化浪潮
”。但是在21世紀第一個10年則出現“
民主衰退
”。在第三波民主化的國家中，大概有五分之一的國家要麼回到了威權主義制度，要麼民主制度遭受了嚴重的侵蝕。
在2001年9·11事件發生後，美國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發動兩場戰爭，在軍事上很快獲得了勝利，但戰後重建陷入了嚴重的困境，美國試圖“
移植
”民主制度的努力舉步維艱。福山本人參與了一些國際組織的國家發展專案，目睹了許多國家處在政府失靈的狀態。比如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海地、東帝汶和巴布亞紐幾內亞等國家，實際上是處在部落政治的水平，每個部落由一個大佬掌管，部落衝突頻發，社會秩序混亂，治理水平低下，國際援助也難以惠及基層的普通民眾，這使得福山強烈地感到國家能力的重要性。也就是說，當一個國家嚴重缺乏執政能力的時候，採取黨派競爭和民主選舉根本無濟於事。
顯然，一個國家是不是民主政體是一回事，它有沒有執政能力則是另外一回事，兩者並不相關。但這個現象並不是什麼新發現，早在1968年就有一部政治學研究名著提出了這個見解。這部名著叫《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作者就是塞繆爾·亨廷頓。而福山決心研究政治秩序的第二個原因，就是來自亨廷頓的啟發。
享廷頓是福山在哈佛大學讀博士期間的老師。他們師生兩人分別提出了針鋒相對的“
文明衝突論
”和“
歷史終結論
”，主導了冷戰後10年的西方思想議程。
福山曾發表過一篇評論文章，尖銳地批評了亨廷頓的“
文明衝突論
”，導致了師生二人關係的疏遠，有許多年不相往來。直到亨廷頓去世前的三年，他才與弟子和解，並囑託福山為2006年再版的《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撰寫新版導言。
為此，福山重讀了亨廷頓這部1968年問世的名著，其中有一個重要觀點，那就是對處在現代轉向過程中的國家來說，“
政體能力
”，也就是維護政治秩序和治理的能力，要比民主還是非民主的“
政體型別
”更為重要。民主解決的是政體的合法性問題，這不能替代政體的能力。當國家能力不足的情況下，民主化不僅難以成功，而且可能造成政治動盪。亨廷頓還指出，政治發展有自身獨特的邏輯，與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邏輯既有聯絡又有區別，當經濟和社會的現代化如果超越了政治的發展，那麼政治秩序就會出現衰敗。
這部著作主要研究的是20世紀中葉的發展中國家如何推動政治制度的現代化，但並沒有解釋現代化的政治制度是從哪裡來的，當然也無法處理此後半個世紀的新現象。所以，重讀這部書既啟發了福山，又讓他感到不滿足，這就成為一個契機，激發了福山系統研究政治秩序的強烈願望。可以說，福山的兩部鉅著是對亨廷頓著作的擴充套件、更新與發展。他將《政治秩序的起源》題獻給亨廷頓。
世界政治新現實的挑戰，亨廷頓的理論啟發，共同構成了福山的問題意識。首先，如果說他始終堅信“民主是個好東西”，但現在他更明確意識到民主要成為好東西，不是無條件的，而是依賴許多條件的支援，那他必須去探索這些條件是什麼。第二，政治秩序不只是民主與否的問題，還包含其他方面的制度，那麼政治秩序的主要構成是什麼？彼此的關係是什麼？第三，如果福山相信，自由民主制是人類歷史發展的最終目標或者終點，那麼為什麼當今世界的政治現實仍然沒有明顯的融合趨勢？如何才能抵達這個終點？有沒有可能出現別的競爭性的制度選擇？
福山的兩部鉅著試圖回答這些挑戰性的問題，為此，他需要回到起點，從起源開始，去探索和發現整個人類的政治發展邏輯。
02
政治秩序的演化邏輯
現在我們進入第二部分，來看福山這本書寫了什麼。這部著作是線索繁多的宏大敘事，像是茂密的大森林，很容易迷失，因此，我們需要把握作者的基本思路，其中有兩個關鍵點，我簡稱為“
三個支柱
”和“
兩種力量
”。
先來說三個支柱，這是政治秩序的構成要素。
探討政治秩序的起源，福山首先要做什麼呢？是回到人類的起點嗎？並不是。因為在此之前，他先要明確“
政治秩序
”本身是什麼，才能去探尋它的起源。而站在起點的原始人類並沒有先見之明，不可能知道當代人需要什麼樣的政治秩序。所以，福山首先是在當代的視野中，闡明什麼是良好的政治秩序，由哪些要素構成，然後再用一種回望的眼光去尋根溯源。
在當代世界，哪個國家代表了理想的政治秩序呢？福山借用一位社會學家的說法，叫“
達到丹麥
”。丹麥好在哪裡？政府廉潔而高效，社會是民主、穩定和繁榮的，人們熱愛和平、自由包容。這當然好啊，幾乎是人人嚮往的目標。
福山就把丹麥當作一個標本來分析解剖，從中發現了構成良好政治秩序的三個要素：國家、法治和問責制。我們來做些解釋：第一是國家，這裡的“
國家
”是英文講的state，就是透過集中權力和行使權力來發揮統治的功能，這些功能包括徵稅，維持社會治安和國家安全，提供基本的社會公共品等。
第二是法治，這裡的法治，英文是“
rule of law
”，而不是“
rule by law
”。它不是統治者自己制定的法律，方便自己執政的工具，而是一套至高無上的普遍承認的規則，它高於所有人，包括統治者，也要求所有人都服從。法治對權力施加了規則的限制，區分了權力的正當使用和不正當的濫用。
第三是可問責的政府，這裡“
可問責
”的英語是“
accountable
”而不是“
responsible
”。中文譯本中翻譯為“
責任制
”不夠準確。問責制的意思是，政府有迴應質詢的義務，從而擔負了對公共福社的責任，約束了以權謀私。
這三個要素，就是政治秩序的三個制度性支柱。其中國家是權力的化身，而法治與問責制是對統治權力的限制和約束。在明確了“
三大支柱
”之後，他從遠古時代的人類開始，探尋政治秩序的起源和人類天生就是群居動物，在遠古時代的“
自然狀態
”中，群體的秩序就已經存在了，但這種秩序非常簡單，群體的規模也很小。那麼，人類怎麼能夠從簡單低階的規則秩序發展出大規模群體的高階政治秩序呢？
福山認為，政治秩序的發展邏輯，其實和生物演化差不多，也是一種演化邏輯。演化的邏輯是什麼呢？就是物竟天擇，適者生存，最適應環境的特徵，就最有競爭選擇的優勢。
但政治演化又和生物演化不同，規則可以人為設計和選擇，而生物演化只能靠基因變異，制度的延續不能靠基因來遺傳，必須要靠文化來代代相傳，雖然也有穩定性，但比生物特性更容易變化。
所以，人類的生物特徵在上萬年的時間尺度中基本保持不變，而政治制度如果遇到巨大的環境壓力，可能在百年甚至十年之內發生明顯的變遷。
那麼，推動政治制度發展演化的動力是什麼呢？這個答案比較複雜，但我化繁就簡，歸納為“
兩種力量
”之間的鬥爭。
一種是福山稱為“
家族主義
”的力量，這是袒護親友的自然傾向，主要來自親緣選擇的生物本能，就是偏袒與自己基因相近、血緣相親的人群。家族主義有利於小規模群體的緊密合作，但不利於超出部落層級的複雜社會秩序。
另一種可以叫作“
擴充套件合作
”的力量，雖然這不是福山本人使用的概念，但概括了他的見解，就是人類能夠突破親緣關係，展開復雜而有效的社會合作的能力。擴充套件合作的力量也具有生物本能的基礎，包括非血緣的互惠利他本能，以及抽象思維、遵循規則和追求承認的本能等，但這種力量已經超越了簡單的生物本能，體現為一種專屬人類的文化能力。
定義了這兩種力量，我們就可以用一個簡單的句子概括福山的思路，政治秩序起源於家族主義，而政治秩序的演化歷史，就是家族主義力量與擴充套件合作力量不斷鬥爭的歷史，現代政治秩序的發展，包括國家、法治和問責制政府的誕生，就是擴充套件合作力量、克服家族主義力量的成就。
明確了三個制度性支柱和兩種力量的衝突，我們就把握了福山的基本思路，也就更容易理解這三種現代制度是如何出現的。
在國家建構方面，中國在秦朝建立了人類歷史上第一個現代意義的國家。你會問，秦朝不是古代嗎？怎麼會有現代國家啊？福山說的“
現代
”不是指時間，而是說國家的型別，他依據的是韋伯的定義。
國家是在特定領土上對合法使用暴力的壟斷，而現代國家是靠一個非人格化的官僚體制來執政。什麼是非人格化？英文叫impersonal，就是不管你的個人特徵和關係，只看你是不是能幹，是不是勝任工作，其實就是中國人說的任人唯賢。
為什麼中國能首先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制度呢？福山認為是因為戰爭。戰國時期的450多年經歷了無數戰爭，在生死存亡的壓力下，國家的徵兵、稅收、供給以及協調組織的水平越高，就越具有軍事優勢。而秦國對軍事和管理人才的招募突破了家族血緣的邊界，從“
任人唯親
”轉向“
任人唯賢
”，才能夠在公元前221年統一六國，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國家。
這是在戰爭環境的壓力下，政治制度演化的一個例子，任人唯賢的擴充套件合作壓倒了任人唯親的家族主義而勝出。當然，家族制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次回潮，但擴充套件合作的制度也在不斷髮展，形成了科舉制這樣高階的非個人化管理體制。
西方首先出現的現代制度不是國家，而是法治。福山認為，法治的興起來源於宗教。在古代，以色列有猶太教，印度有印度教，中東有伊斯蘭教，歐洲有基督教，都有宗教律法，但只有在中世紀的歐洲，法治才得到了顯著的發展。當時歐洲的世俗政權四分五裂，天主教會發展出獨立於世俗政權的、等級化、官僚化的教會制度。這有許多因素，一方面，基督教的教義要求個人獻身於教會組織，這本身就具有抗拒家族血緣的傾向。同時，教會賦予女性與男性平等的財產繼承權，這原本是為了能獲得更多的財產捐贈，促進自身的利益，但在客觀效果上瓦解了家族關係的紐帶，在教會組織中催生了非人格化管理的法治思想。在這裡，可以看到宗教實際上發揮了抵制家族主義的擴充套件合作力量。
另外，羅馬法的復興也促進了成熟的法律編撰和教育系統。最終，天主教會在歐洲建立了統一的法律秩序和司法體系，等到中世紀之後，歐洲的君主制轉變為現代國家制度的時候，就已經有了一個法治制度藍本，也需要在法治的約束下來發展現代國家制度。
問責制政府首先出現在英國，這多少是“
無心插柳
”的意外產物，源自英國國王與議會長期的權力鬥爭。其間經過了1649年的查理一世被砍頭，結果是1688一1689年的光榮革命，國王與議會達成了政治妥協，不只是接受了“
無代表，不納稅
”的要求，還導致了政治合法性觀念的改變。哲學家約翰·洛克是這場鬥爭的參與者和評論者，他提出了政府的合法性源於被統治者的同意，清晰地表達了一種新的政治合法性原則。
光榮革命使得問責制和代議制政府的原則走向制度化，但這還不是民主。因為當時能夠向國王問責的只是貴族和新興資產階級階層，在人口中的比例不到10%。但是，英國的新政治原則在美國獲得了巨大的反響。“
無代表，不納稅
”的訴求成為美國獨立戰爭的導火索，而起草《獨立宣言》的托馬斯·傑弗遜，直接受到洛克思想的啟發。要在進入20世紀之後，問責制才發展為所有公民享有投票權的民主制度。
這部書中有大量的歷史敘事、跨文明的比較分析和理論闡釋。你需要自己去閱讀，才能領略其中的精彩和深刻之處。
福山有一個很深的信念，理想的現代政治秩序是要把三大支柱結合起來，達到某種平衡結構。理由很簡單，沒有權力的國家是軟弱無能的，但無所不能的權力是危險的。所以，“三大支柱”的要點就是要在“軟弱無能”與“無所不能”之間找到恰當的平衡點，這就是政治秩序的理想目標，也是“丹麥”的象徵意義。
可是“
到達丹麥
”談何容易啊！伊拉克、阿富汗或者索馬利亞怎麼才能變成“
丹麥
”呢？他們根本不知道。福山在丹麥的一所大學擔任訪問教授，他發現連丹麥人自己也不知道今天的丹麥是如何造就的。
福山斷定，當代西方人有一種歷史失憶症，忘記了自由民主制度的來龍去脈，所以他決心寫這本書的用意也是重建歷史記憶的努力。
那麼，這部宏大的歷史敘事，帶給我們最新穎的認知是什麼呢？
首先，政治秩序的發展演化並不是直線進步的歷史。家族主義的力量很強大，如果沒有遇到強有力的抑制，會不斷重現，導致家長制的復辟。這就是通向“
丹麥
”的道路會如此漫長而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三種現代政治制度，既不是同時產生的，也並非出現在同一個地方，而且並不起始於我們通常所說的“
現代
”。讀完這本書我們才明白，這部《政治秩序的起源》其實說的是“
現代政治秩序的起源
”。也就是說，現代國家、現代法治和現代民主的這三種制度，早在17世紀之前就分別發源，有了最初的形態，只是到了19世紀之後，才逐漸在許多國家交匯結合在一起。
03
福山的貢獻和侷限
最後這部分是一個總結評價，探討福山的這部書是否能夠支援他對政治大問題的整體性思考，就是在開始提到過的——人類政治的發展會殊途同歸嗎？
在這部書中，福山展示了政治秩序在世界各地發展的豐富多樣性，不僅路徑是多樣的，而且，目前的結果似乎也是多樣的。這很容易解釋，因為影響政治秩序演化的主要因素有兩個，一個是人類的生物性，一個是各地人群所處的環境。具有共同生物性的人類在不同的環境中，當然會做出不同的制度選擇。
但這樣一來，福山就遇到了一個大麻煩，如果他完美地解釋了政治發展的多樣性，那就無法解釋多樣的政治選擇如何走向共同或相似的目標，既然不同的民族已經走上了“
殊途
”，最終又何以能夠“
同歸
”呢？
那麼，福山如何面對這個明顯的自相矛盾呢？
福山早已意識到這個矛盾，併為此埋下了一條論證同歸的“
暗線
”，只有細緻的讀者才會發現。他在序言中就暗示，“
讀者可能覺得，這裡敘述的漫長曆史程序意味著社會就會受困於自己的歷史，但實際上，我們今天生活在非常不同且動力多樣的環境下
”。隨後，他在第1章指出，各地的人群在互動，這種互動的重要性與自然環境不相上下。在第27章的結尾，他指出三種制度一旦整合，就會形成一種吸引力，成為“
推向全世界的模式
”。
這條暗線的論證邏輯是什麼呢？人類共同的生物性是個常量，但不同的環境是個變數。因為對政治秩序的演化來說，環境不只是簡單的自然地理環境，還包括與外部人群的交往聯絡，技術文明的發展水平，以及思想觀念的作用，這些因素都是變化的，都會作為環境壓力對政治秩序的演化發揮影響。
最終，同時具備三種現代制度的國傢俱有最強的演化競爭優勢。丹麥式的理想政治秩序，正如其他美好的事物一樣，會被學習和仿效。如果你說環境不同，不可複製照搬，福山可以這樣回答說，環境可以改變，其實一直在改變，而且，好的制度只是相似，而不是完全相同，所以並不需要複製照搬。
福山的這條暗線在下卷《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中變成了一條明線。他在最後一章總結說，“
雖然高質量的民主政府時而供不應求，但對它的要求卻與日俱增……這意味著政治發展過程具有一種清晰的方向性，意味著承認公民之平等尊嚴的可問責的政府具有普遍的感召力
”。
但問題是，福山對政治秩序的研究表明，走向民主的道路如此漫長崎嶇，而且還會出現逆轉，那麼我們又何苦尋求民主？如果在三種制度中剔除民主、是否依然可以實現一個成功的國家呢？
福山的回答是否定的。僅僅依靠強大的國家，即使配合一定的法治，也很難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首先，這是因為對民主的要求是現代人的內在要求。現代社會造就了不斷壯大的中產階級，在他們的政治意識中，民主是唯一具有合法性的統治形態。其次，國家能力與民主問責之間並非獨立無關。當現代國家的發展達到一定水平之後，缺乏民主參與和問責的制度將引發嚴重的社會不滿和抗拒，最終會侵蝕此前強大的國家能力。
托爾斯泰說，“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福山對於政治秩序的觀點很接近托爾斯泰對家庭的看法，良好的政治秩序都是相似的，不好的政治秩序各有各的缺陷。而且他相信，好的政治秩序會成為人類共同的目標，現存的多樣性只是殊途同歸的過程。
福山對於人類政治的總體觀點未必正確，但他是一個嚴肅的學者，他並不是因為看到西方贏得了冷戰而衝昏頭腦，才匆忙丟擲了“
歷史終結論
”，他不是機會主義式的“
風派
”人物。需要注意一個事實，他最初是在1988年應邀在芝加哥大學演講時提出了這一理論，當時沒有誰會相信冷戰有可能會很快結束。福山修改後的演講稿“
歷史的終結
”發表在1989年夏季。幾個月之後，東歐發生了政治劇變，又過了兩年，蘇聯解體。於是，福山聲名鵲起，甚至被視為“
思想
先知
”
。
也就是說，福山是以一種少數派的見解開始了自己的思想生涯。在此後的30年間，世界發生了許多變化，福山的問題意識重心的確發生了轉移，他的思想也因此有所發展，他比當初更加重視，也更為深入地理解了政治秩序及其演變的意義。但是，福山從未像許多人誤傳的那樣，放棄或改變了他的基本立場。在西方的民主體制陷入嚴重困境的時期，他反覆重申，歷史終結論的根本理念“
仍然基本正確
”，堅持主張作為政治理念的自由民主制“
沒有真正的對手
”。30年之後，福山回到了他最初少數派的處境。
那麼，福山的“
殊途同歸
”的觀點錯了嗎？
當下的現實世界形勢對福山很不利，呈現的趨勢是分裂而不是匯聚：英國脫歐、美國退守、經濟和政治的民族主義勃興、分離主義、反移民和排外浪潮的洶湧、貿易爭端的加劇，以及全球化的衰落。的確，在過去的一個年代，我們見證了歷史方向的逆轉，分裂與離散開始主導時代潮流，人類的共同目標似乎已經退隱了。
然而，時代的季風並不是歷史判斷的可靠指南。回到1991年，宣告“
自由秩序的最終勝利
”也具有至少同樣重大、直接而明確的證據：蘇聯解體，德國統一，歐共體首腦會議透過《歐洲聯盟條約》，出獄不久的曼德拉在南非展開尋求和平與和解的政治努力，美國的“
沙漠風暴行動
”將科威特從伊拉克的侵佔中解放出來……時任美國總統老布什隨後在國情諮文報告中宣稱，1991年發生的這些變化幾乎是“
聖經尺度
”的鉅變。
那麼，當下的潮流會比當初的潮流更為持久嗎？如果當時福山預言的“
歷史終結
”未曾落實，那麼此刻斷言“
自由秩序的終結
”就更加可信嗎？
無論如何，人類的政治是會永久保持彼此之間的差異，還是會最終走向融合？這個大問題仍然會長期存在，而福山的迴應也將會時而興盛，時而衰落，長久地經受現實的考驗。
上述文章，
摘錄自
《
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
》。
這部作品兼具敏
銳的歷史意識與深切的現實關懷。
劉擎教授透過發人深省的文字啟發我們以理性化的方式來探索世界和自己，思考“
人應當信奉
什麼
”“
應當怎樣生活
”“
如何理解和應對困境
”
等諸多問題，
澄清我們的處境與自我理解，重建對未來的想象。
【書名】《做一個清醒的現代人》
【作者】劉擎
【出版社】湖南文藝出版社
【出品方】博集天卷
【出版時間】2021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