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20年代，青澀的面孔被推選為時代的排頭兵，他們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也是最焦慮的一代。小時候被教育“不能輸在起跑線上”，在長大後被推上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車，壓力像車輪旋轉、加速，與軌道緊緊咬合在一起，焦慮摩擦出更多焦慮。
尚淺的心智無法應對搖晃的現實，情緒逐漸投射在身體上，年輕人一邊自嘲“996”，一邊在本該脫單的年紀脫髮，但真正困住他們的或許不是頭皮問題，而是生髮於外在環境、根植於內心的痛感。
在廣泛的焦慮下，每個人具體的焦慮又是不一樣的。
生活海海，各有答案，「最人物」在面板醫學科普博主丁楊的評論區找到3個年輕人，他們都曾經歷過焦慮的拉扯、崩潰又與之和解，都從低谷中走來，也都進入了嶄新的鬆弛，希望以他們作為觀察的切片，探尋他們經歷過的困境與突圍，和再次出發的坦然與篤定。
凌晨時分的片場，調整佈景的間隙，疲憊盤旋在每個人頭頂，山口煮的周圍聚攏起一撮工作人員，他好像還是精神抖擻的，插科打諢，在每個人的發言之後精準地附和大笑，偶爾誰的話茬掉在地上，他的臉上會閃過一絲不易察覺的慌張。
作為網紅，他因為演繹帶有地域屬性的不同人格而走紅，在數十種人格中，他說不清哪些是真正的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扮演也成為常態。這是他經歷過許多挫敗與掙扎後的一種本能。
2019年，世上還沒有網紅“山口煮”，哈爾濱男生帶著22歲的雄心，一頭扎進北漂的人群中，做著一份看似體面的媒體運營工作。由於不好意思借住在親戚家，1萬塊的北漂“啟動資金”大半交給了房東。像大多數北漂的年輕人一樣，地鐵的最後一站是他落腳北京的第一站，到公司所在的海淀區通勤整整2個小時。
太陽昇起的那一刻，是他一天中最焦慮的時候。早高峰地鐵的擁擠是無法避免的，“你不擠永遠上不去”，站臺門開啟的那一瞬間，他雙手把著扶手，突破人牆、見縫插針地擠進去，有時過了三四站，雙手還是放不下來，擁擠產生的謾罵聲在耳邊響起，他只能沉默。他就像是一顆釘子，而生活是錘子，楔進這座城市狹窄的縫隙裡。
北京不拒絕外鄉人，也不挽留。北漂的一年裡，山口煮幾次在待業與失業中切換，最困難的時候卡里只剩下不到700塊。有一天高燒39度，他騎著共享單車踉踉蹌蹌到達地鐵站，準備搭地鐵到醫院。車廂內照舊擠滿了人，夜班工人、國貿白領、時尚達人……若在平時，他們的身份迥異，但在那時的山口煮眼中，他們的表情只有焦灼。還有三站到達的時候，因為擔心錢不夠治病他下車往回走，不願意把自己推向更窘迫的境地。
生計的壓力讓他捉襟見肘，不過更令他焦慮的是，電話那頭母親問他到底過得好不好，他該怎麼回答。彼時的他很矛盾，既希望有人關心，又不敢接受關心，“我怕卸下偽裝後，內心的脆弱會讓人看不起”。
“但現在看來，其實完全沒有必要。”山口煮補充。
故事的轉折是2020年初，居家隔離的日子裡，面對父母的疑問，有時只能報以直愣愣的眼神，最開心的是獨自在房間的時候，因為不會有人跟他說話。
手機裡的短影片讓他短暫忘記現實的境遇，也打開了一個出口。沒有三腳架，他在凳子上摞上書，書上架著買手機送的支架，他審視鏡頭裡的自己，也看見一條新的謀生之道。
剛開始拍短影片的半個月，山口煮每天只睡4個小時，半個月下來瘦了16斤，那時的他極度亢奮，認為找到了新的謀生之道，然而當這一切真正成為事業，變化的是焦慮的內容，不變的是焦慮本身。
“做這一行資料是很直觀的，每次發完片你必須直面數據，無形之中就會被資料綁架。”剛開始的一段時間，他的資料在幾千次點讚的漩渦裡打轉，流量牽扯出他的渴望和不安，心情起落都與之有關。
選題會上的山口煮
很多個深夜，他都不可控制地思考選題，遇到有爆款潛質的馬上開啟手機備忘錄記下來，一整宿下來“仰臥起坐”兩三個小時，早上出門迎風而立，額角發涼，才發覺自己似乎有了M型髮際線的趨勢。他之前聽過一個段子：洗臉的時候洗面奶不要蹭到頭皮上，會讓頭皮覺得這是臉的地盤。當時只是一笑而過，但隨著髮際線的上移，搓臉的手會不自覺地下移。
拍好的影片上傳前，他會拿給非行業內的朋友看，過程中用餘光觀察對方的反應，“不能正眼看，會造成壓力”，沒有響的包袱會在之後被拿掉，沒有包袱的地方傳出笑聲，他會急急地詢問：“你為什麼會在這裡笑？”
技術流的搞笑帶著悲傷的底色，緊迫感洩露他心底的恐懼，“我很害怕被再次拋棄”。雖然是以藝人的身份進入公司，但他經常跟著場工扛燈架、跟著編劇寫指令碼，甚至包攬了給群演買水的活兒。彼時，他希望用多幹活體現自己的價值，眉宇間寫滿焦慮，和影片裡的大男孩判若兩人。
一年前的這個時候，他決定給自己最後3個月，放手一搏，轉機就是在那時發生，當他真正放鬆下來的時候，束縛思路的東西就像身上的鏈子，一條一條掉下去了，腦海中不斷冒出點子，一條講南北方買菜差異的影片，不到24小時收穫超過百萬點贊，賬號也因此走上正軌。
幾個月之前，他開了一個小號，從頭來過的焦慮陌生又熟悉，他忽然發現這似乎是在自尋煩惱，“不管什麼時候，焦慮是一直都在，沒必要總是苦大仇深”。
如今的他，常常在街頭被網友認出，這份竊喜和剛剛好的焦慮被收藏在一處。他還是無法將心底的脆弱都暴露在日光之下，但在心上開了一扇小窗，等風吹進來。
與桀驁的外表不同，李一鳴一開口就顯現出一種與年齡不符的成熟與周全，眼裡帶著光，心底繃著弦。
生於2000年，他曾經以為父母變老是一件很遙遠的事，父親倒下的那一天，才忽然發現這其實只是一瞬間的事。
站在父親的病床邊，他一夕之間變成大人模樣，但在無數個最累、最無助，亦或是最開心的時刻，他還是會想象平行時空裡有一個無憂無慮的自己，還可以叛逆、無畏，整日和一個被稱作“爸爸”的帥氣“糟老頭子”對著幹，最大的煩惱是頭上頂著“滑二代”的光環。
幼年李一鳴與父親李津春
李一鳴的父親李津春，是中國第一代滑板人，但因為錯過運動員的黃金年齡，讓他將自己未竟的職業滑手夢想嫁接在兒子身上。這也使得很長一段時間裡，李一鳴的名字前都掛著一個字首“李津春的兒子”，即便，他早已是全國滑板冠軍了。
隨著時間的推移，“滑二代”的光環一定意義上變成了他的緊箍咒，“這樣的稱呼代表他們尊重的不是我，是我爸”。於是，在運動員之外，他選擇成為這項運動的推廣者，迫切想要證明“李一鳴”的價值，但父親老去的速度更快——
2021年6月19日，他或許永遠不會忘記這個日子，當醫生把手術知情同意書交到他手上，父親一下子從走在前面的人，變成了走在後面的人。
彼時，醫生給出了兩套治療方案：打支架，有腦出血的風險；不打，父親可能在癱瘓中度過餘生。病房裡儀器的“滴滴”聲時刻提醒他父親的病情，面對母親的無助的眼淚，擺在李一鳴面前的是一道選擇題，也是一道令人難以作答的必答題。
他在支架手術的同意書上籤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他第一次成為為父親做決定的人。“如果因為我的選擇，導致我爸一個不好的結果，我這輩子不會原諒我自己，但我只能去做這個決定。”
李一鳴與父母
父親的突然倒下還帶來一系列連鎖反應，21歲的男孩走出醫院，趕到父親經營多年的滑板店，雖然沒做過生意，但讀懂店員眼中的不安並不是難事，他甚至很快聽說了競爭對手挖角的訊息。他告訴店員不要害怕，但自己心裡也沒底。
每天一早，他騎著摩托車到各個門店，逼迫自己消化複雜的賬目、小心觀察店員們的狀態……這一切堆積成一張散發焦灼的面孔，彷彿時刻注視著他。
回程的路上，他躲在頭盔裡，巨大的風聲掩飾了哭聲。熄火之後，潮溼的頭盔掉出很多頭髮，年輕的男孩覺得那時自己不帥了，焦慮進入惡性迴圈。
在人類的情緒圖譜中，焦慮的左邊是疲倦，右邊是暴躁，它們的盡頭都是孤獨。那段時間，他總是在外忙到倒頭就睡的程度才會回家，因為那個家讓他陌生。從前，無論他多晚回家，都會有人噓寒問暖。父親生病後，母親在醫院陪護，家裡永遠是黑的、空的，他需要自己把燈開啟，燈亮起的一瞬間，房間異常安靜，耳朵裡傳來嗡鳴聲。他不敢回房間，倒在沙發上，一閉眼就感到自己在無限墜入深淵。
但天亮之後，他還是要獨自對抗心中的焦慮。在他看來阻斷焦慮迴圈的方法，就是解決焦慮的源頭，“如果有一個辦法可以讓我父親直接康復，我不會焦慮。如果有一個辦法可以讓我們家生意蒸蒸日上，我也不會焦慮”。
他大刀闊斧地將滑板生意由零售為主改為培訓為主，“如果還是零售，我沒辦法在短時間內籌到醫藥費，也養不起店員。”
培訓課上的李一鳴
清晰的規劃很快奏效，然而，這些都是一年前的他從未想過的。他不知道未來自己還會面對什麼，但已經不會為此焦慮。滑板運動依舊是他最熟悉的敘事方式，他說：“就像一個2米高臺，沒跳過之前，你可能會害怕，但我已經跳過了，就不會害怕再次站上去。”
作為提早成為一家之主的“00後”，李一鳴身邊不乏開始預習父母老去這件事的同齡人。而他的經驗是建立一個更長時間尺度，“所有的煩惱一定會隨著時間過去而過去”。
更早一步進入人生新階段，他相信未來會好，即便不是立刻。
有人說，焦慮是對一份工作尊重。那麼，楚堯始終尊重她的工作。
在網際網路的流行概念裡，年輕人的盡頭是自媒體和鐵飯碗，而楚堯是在兩個盡頭都體驗過的人，職業圍城穿梭，焦慮曾像鍋裡怎麼也不沸騰的熱水，煎熬著日子。
生於1998年，楚堯趕上了山西小城工業浪潮的尾聲。在一片從化工廠中長出的生活區裡，從婦產科到殯儀館都有，人的一生可以一眼望到頭，她十分確定這不是她想重複的生活。
在她步入社會的那一年，整個世界都陷入了一種巨大的不確定性中，人們必須將自己嵌入社會體系中，才能增加抵禦風險的能力。作為一顆“準螺絲釘”，在畢業之前，楚堯就開始四處尋找安頓自己的途徑。
當上百封簡歷石沉大海，海面上升騰起巨大的不安。她毫無目的地在學校裡遊蕩，當看到小吃街“招洗碗阿姨，2500元/月，包吃住”的牌子，心裡才稍有安定，“起碼我可以養活自己了”。
她後來找到一份頭部自媒體的工作，但求職的焦慮沒有緩解，只是立刻被替換為被認可的焦慮。跟她一同進入試用期的一共有4個人，彼時，每個月都有人離開，第3個離開的是與她合租的室友。
她是最終被留下的那一個，然而快節奏的自媒體工作，如果沒有確定的方向，就像失控的車輪碾出塵土，節奏越快，越混亂，越焦慮。
她尋找答案的方式是更多地關注社會議題，議題中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每個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議題，別人的答案治不了她的精神內耗，焦慮始終存在。
為了把日子熬下去，她常常在下班後去看海。身處國土東部沿海，而家在中部內陸，她有時計算著相同時刻，家裡的天應該還是亮的，而自己眼前已經一片黑暗，但她知道海就在那裡，像內心的焦慮一樣不容忽視。
當她把所有喪氣重新捋過一道，起身走回出租屋，在終於空曠下來的馬路上，冷風呼呼地颳著，但又彷彿四野俱寂，自己格外渺小。
室友走後，她獨居在這間房齡20年的兩居室裡，有時會覺得自己的臥室跟隔壁的空房並無二致。她的生活中沒有生活，每週只產生一桶垃圾，其中夾雜著許多頭髮。
此時，對人生意義的追問總會跳出來。
畢業後的第一個春節前，她搭上回家的火車，隱約感到自己再也不會回來。火車到站的那天下午，父親帶她去了精神衛生中心，他看穿了女兒的焦慮。如今的她坦承，當初自己回到山西老家、上岸進入傳統媒體，其實是一種逃跑。
上岸之後，她碾轉各地採訪，最多的時候半個月沒有辦法回家睡覺，每天在不同酒店醒來，不知自己身處何處。焦慮就像不同酒店裡品牌不一的洗髮水，胡亂地堆積在她的頭頂，油脂冒出頭皮的速度越來越快，帽子就像長在了頭上。有時在活動上與幾個相熟的同行碰到一起，好像在開帽子大會。
“逃跑”的想法再次冒出時，她決定細細規劃。實踐證明，無論上岸與否，不確定性是人恆常的處境，於是，她試圖在無常中建立秩序。從某一天開始，她的行李箱裡總會裝著一身不太適合工作場合的衣服，一天的差旅工作結束後，她會化個妝換上它，像旅行一樣參觀一座座城市。
“不是非要平衡工作和生活，切割工作和生活也可以。”楚堯解釋。
她將“旅行”中的照片釋出在個人社交賬戶上，有意識地打造“旅行博主”的假象，每當有人“受騙”，她便會消解一寸焦慮，生活也就在這些細小而確定的撩撥中流淌開來。
難解的焦慮，總有答案。從正午到深夜，面板醫學科普博主丁楊與三個年輕人深深淺淺地交談著。不同於評論區和私信簡單的問答，個體與個體之間直接的碰撞，讓頭皮問題背後生活的焦慮浮出水面。
她一層一層撥開年輕人的焦慮，也看到深處的自己。當下，“完全不焦慮”可能是當下社會環境裡的一個偽命題，科普影片發出後的質疑聲和職場媽媽的每個早晨，是屬於她的焦慮。
在焦慮面前，誰都無所遁行。當焦慮上頭，無論頭油、頭屑，亦或是脫髮，每個人都或多或少地與頭皮問題打過交道，目光落在鏡子裡的自己，也看向內心深處的焦慮。
伴隨著頭皮問題的反反覆覆，一次次的焦慮之後，一些希望失望了，一些恐懼成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美好發生了。焦慮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只是每個人都要找到自己和焦慮相處的更為健康的方式。海飛絲作為頭皮問題專家，透過解決頭皮問題，緩解大家的頭皮焦慮，不讓“焦慮”反映在頭皮上，不讓焦慮“上頭”。
故事還在繼續發生著，我們還在記錄著。
我們的生命，我們的生活，無論有過怎樣的一帆風順，都會有陷入泥潭之時，有時是一時之間的經濟壓力，有時是理想和現實的對撞，有時是人情世故的蕪雜。在泥潭中拔出腳，重要的不是向左走還是向右走，而是與選擇之後的焦慮和平相處，如果無法把焦慮甩在腦後，至少，別讓焦慮上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