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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語音樂,再無海闊天空

華語音樂,再無海闊天空

2011年5月,當Beyond樂隊的黃家強,周華健、任賢齊在鳥巢國家體育館唱出“原諒我這一生放縱不羈愛自由”時,臺下三萬觀眾一起合唱。

伴隨著《海闊天空》的旋律,不少歌迷淚流不止。

“就像一場夢一樣,讓時光倒流”,滾石老闆段鍾沂的感慨,也是許多人記憶裡最閃亮的一筆。

這一切不禁讓人發問,為何資訊越多,越五光十色的當今,卻再也唱不出一首深入靈魂的好歌?這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到底從何時開始?到底30年的歲月改變了什麼?

華語音樂,再無海闊天空

段鍾沂回憶道,在現場,他很平靜,只是到了演唱會結束的第二天早上,他哭了。不是因為演唱會,而是想起了三十年前,滾石的音樂人們騎著腳踏車做唱片時的態度。

1986年-1996年,羅大佑、崔健、唐朝、竇唯、老狼、李宗盛、Beyond、王菲、周杰倫……中國大多數最富魅力的聲音,皆出自這十年。

為什麼是在這十年?

70年代末,動盪結束,百廢待興。

1978年,白花油公司選出的慈善皇后鄧麗君,啟動了自己的東南亞巡演。

同期,中國臺灣音樂人葉佳秀,在聽完約翰·丹佛之後,寫出了傳遍寶島的《外婆的澎湖灣》。

又過了兩年,段鍾沂、段鍾潭兄弟在中國臺灣成立了滾石唱片,寓意為“地有滾石,天有飛碟”。

接下來即將開啟的80年代,既不屬於一架鋼琴伴著輕吟淺唱的中國臺灣民謠,也不屬於蟄伏到1990年,以一首致敬曼德拉而震驚樂壇的《光輝歲月》,更不屬於千禧年以後的超女選秀、抖音神曲。

80年代的樂壇,“十個饅頭砸向人,九個都是詩人”。

那是一個三五群人坐在一起,就可以整夜聊文學聊音樂的時代,是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宿看電影錄影帶的時代,是人們從卡夫卡、福克納,談到薩特、博爾赫斯就能把肚子填飽的時代。

那時樂壇的明星人物,屬於兩個頭上長反骨的人——1982年,憑一張《之乎者也》橫空出世的羅大佑,和1986年,揹著一把破吉他,甩著褲腳就能一高一低走上工體的崔健。

可能在那個時代的年輕人心裡,只有具有家國情懷和反叛精神的音樂,才可以媲美文學,紓解自己不拘於小情小愛的胸襟。

而那個時代的唱片公司,也是同樣的頭鐵,有著不屈膝於權勢、資本的正氣。

1982年,羅大佑釋出了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這是一張根本不符合市場審美的作品,當時的樂評人斷言,賣不過2000張。

可當時的滾石老闆段鍾潭腦中硬是沒有“失敗”兩字。他認定,這個沙沙的聲音是個“寶貝”。

儘管,段鍾潭給羅大佑出專輯的那一年,因創辦搖滾樂雜誌《滾石》,自己還揹著700萬的外債。

除了資金風險以外,懸在音樂人們頭頂的,還有中國臺灣的審查制。據說,當時連《橄欖樹》都被要求改詞才允許發表。在連斃5首歌后,羅大佑和段鍾潭在封面上寫道,“這裡沒有不痛不癢的歌,假如不喜歡,請回到他們的歌聲裡”。

首開先河的他們,硬氣如此。

之後,《之乎者也》橫空出世。這一年,羅大佑28歲,段鍾潭31歲。

另一個敢於發出振聾發聵之聲的人,還有崔健。

據說,當時的國家體委主任在聽到崔健的聲音後,憤然離席。但同期跟崔健一起混過的丁武、何勇、張炬、竇唯等人,聽到後卻受刺激了,“這小子竟上了這麼大的檯面。”

於是他們也開始做音樂,這就是後來的中國搖滾。

你無法想象到,這些來自老北京街頭巷尾的青年,如何在那麼短的時間裡飛快成長為藝術家、搖滾抒情歌手和現實觀察者,寫出那麼多複雜而坦率的詩作。

《光陰的故事》《將進酒》《青春舞曲》《鹿港小鎮》《新長征路上的搖滾》《一塊紅布》《不是我不明白》……

這些聲音的價值,並不在於悅耳,而是在一片沉默的憋悶中,突然爆發出的那聲喊叫,和那些信念,那些憋屈,以及憋屈之後的憤怒、激盪、嘹亮。

現在回頭看,都說80年代是黃金時代,海納百川,人與事都是向上的,但其實它更像流星。這是中國人和改革開放的蜜月期。它像極了人的青春期,純淨,天真,質樸,但卻有些短暫,風一吹,就飄散了。

1982年,羅大佑寫道:“臺北不是我的家,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

3年後,他離開中國臺灣,遠赴美國,開始了自己的海外漂泊生活。

80年代結束了。

叛逆的音樂人們從舞臺中央,走向都市,走進平凡人間的市井煙火。

華語音樂,再無海闊天空

2006年5月,李宗盛舉辦《理性與感性作品音樂會》,穿著一件格子襯衫就出場了。

觀眾席上,一群中年人們坐在靠背椅上,看張艾嘉、周華健、梁靜茹、張信哲、莫文蔚等悉數登臺。

而與此同時,還在讀初中的90後,也在MP3裡,回顧著自己與周杰倫結伴的青春。

“初識周杰倫,他內斂、害羞,能把古典樂放進流行歌。在我們自我意識覺醒的啟蒙期,是他教我們如何不服輸,做第一,以及如何面對青春期的事。”

只是現在,那個成功後發胖的周杰倫,還會懷念當時的自己嗎?

其實不管是李宗盛還是周杰倫,都是當初的造浪者。他們代表著另外一個時代的到來——

90年代末到21世紀初,人們從集體主義走向了個人主義。

他們的作品裡沒有憤世嫉俗,沒有宏大敘述,沒有時代英雄,有的只是“生命的瑣瑣碎碎,小小的期待和幻滅”。但正是因為這些偏向生活與情感的作品,才唱出了每個人心底最深刻的感情。

因為越真誠的東西才越動人。

就像當年幸曉琪錄的《領悟》,這是一首每一個被現實折磨得體無完膚的女孩都懂的歌曲。

辛曉琪在13歲那一年,愛上了鄰居哥哥,等到結婚後一年,卻聽他說,“我不再愛你了”。

這個變心的故事,被李宗盛寫成了《領悟》。結果,辛曉琪開始逃避歌詞,又折磨了一個月後,她開始在錄音室痛哭,妝都哭花了,黑色的眼線順著眼角流淌。

她唱的“我們的愛若是錯誤,願你我沒有白白受苦”。之所以戳心,是因為李宗盛先讓辛曉琪哭了無數次。

李宗盛是在用命寫歌,他偷聽了每個歌者的故事,然後把他們的眼淚糅合成作品,去感同身受,而不是無力地喊著,“我愛你!”“我想哭!”“我好痛苦!”

而有些音樂之所以言語無味、粗鄙無文,是因為它們都是空心的。

2018年,李宗盛低調出席浙江音樂學院活動,談到如今急功近利的創作環境,鬚髮皆白的他向臺下的大學生感慨,“做音樂是苦活,不是把妹把到了,琴就可以扔了,我一首歌裡100個金句,可是兩萬個句子裡挑出來的,如果我不努力,就要回家送瓦斯(煤氣罐)了。”

他是如此認真地看待創作與敬業的關係。

所以說,之前出現的,那些曾讓你蕩氣迴腸、熱淚盈眶的歌,都是因為創作者用自己的功力、情緒、心血,才開啟了你所有的情感閘門。

但在那之後,網際網路時代來了。

2002年,中國網際網路時代開啟,這一次,“音樂人”稱號已經不再屬於詩人、低吟淺唱者,而是經世致用者——一群手握鍵盤的網際網路創業者。

華語音樂,再無海闊天空

2002年,四川大學物理系畢業的鄭立,看到中國有上億上網人群,決定用2000元製作一個華人音樂社群,把他對音樂的盈利模式、審美趣味,一股腦兒地投放到了其中。

後來,他把在網上認識的一個喜歡翻唱歌曲並上傳到網路的女孩簽了下來。後來,這個叫香香的女歌手,演唱了《老鼠愛大米》《豬之歌》,給鄭立貢獻了無數流量和利潤。

香香也被稱為中國第一個“網路簽約歌手”。

2004年,透過向用戶收取60元的會員費,鄭立的音樂網站開始盈利。同年,引來了IDG注資。而與此同時,香香用一臺奔騰3電腦,一個15塊錢的麥克風紅遍中國的形象,也成為了一代年輕人的偶像。

之前,從來沒有人能像她那樣,不用錢、不用推廣、不用製作,就把“一曲成名”的成本降到這麼低。

但成名後,當粉絲們高舉著“香香,我愛你,就像老鼠愛大米”的廣告牌時,她只覺得尷尬。她說,自己不喜歡這種音樂,或許,連她自己都不好意思,會以這樣的姿態成名。

只是什麼都抵不過成名獲利後的狂喜。

之後,一批網路神曲批次湧現。掙扎期過後,音樂創作者們開始對市場無限迎合。

就跟日後搞營銷號的寫手一樣,他們漸漸摸透了一條條網際網路生態下的黃金創作法則:

副歌前置,迅速高潮,一切不要超過30秒;

旋律可以保守,但歌詞必須華麗;

Low不要緊,勾起使用者分享轉發,才是王道。

這也是當代音樂越來越淺顯、越來越短平快的原因。

只是這樣做,最後最受傷的,還是音樂人自己。因為幾乎所有靠神曲紅過的人,都無法擺脫一個魔咒——用後即拋。

因為他們都是沒有人格烙印的,數字時代的歌手,只是個面容模糊,用來發聲的人形喇叭。他們不能創新,因為繭房裡的人沒耐心。他們用最簡單的和絃,是為了和數量最多的人審美同頻。

但我們所愛的聲音背後,卻永遠都是一個個有血有肉的歌手:

孫燕姿:清澈、純真。永遠奔跑,元氣滿滿。

劉若英:情路坎坷,表面堅強,很想擁有天長地久,卻總是遇人不淑。

楊千嬅:腦門上刻著一個勇字,永遠不是男性第一選擇的平凡女子。

陳奕迅:壓力很大的喪,外表浮誇、內心清醒哀傷。

他們的歌聲裡,那些有心而發的,最純粹、最真摯的情感,是技術代替不了的。

無論過了多久,你只要一戴上耳機,就能重新回到初次聽這首歌的場景,回味起當時空氣裡的味道,這便是音樂流傳的意義。

而那些充滿著熱舞、肢體語言的神曲,儘管旋律好聽,卻無法讓人產生被人說中心事的震動。

就像原本想偶遇初戀男友,卻發現對方已然變成了暴發戶。

所以,若問為什麼流量歌曲總是迅速被忘掉?

大概是:旋律能被記住,是真的,但裡面的空洞和沒有靈魂,也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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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段小巔峰之後,華語流行音樂的發展,止步於2004年。

2004年以後,流行音樂走進日漸式微的“黑暗十年”。

自那以後,一代人的回憶——鄧麗君已然離世,亞洲最大的獨立唱片公司滾石,僅剩下十幾位簽約歌手。竇唯點燃了一輛車,周杰倫開始半隱退。王菲最擅長的“吸納”大法,也漸漸失靈。羅大佑除了跟傳奇樂隊縱貫線進行了一年的演出後,早已無心戀戰,再無動靜。

周杰倫曾在一次人民日報的訪問裡承認,流行音樂的創作是有套路的,有時候一段旋律必須要按照套路接下去,旋律才會悅耳,容易被大眾接受。“脫離套路,會有不一樣的感覺,但是它不一定能被大眾接受,這屬於非主流的東西。”

但他忘了,正是因為他曾經的故意“唱反調”,我們才記住了反家暴的《爸,我回來了》,禁毒的《懦夫》,涉及反戰的《止戰之殤》,而不是他後來唱唱跳跳,甜而塑膠的《嘻哈空姐》《陽光宅男》。

那時的周杰倫之所以被大批年輕人喜歡,也是因為,他內斂、害羞,開不了口,卻又著暗暗較勁的志氣。而不像他現在寫的歌,歌詞基本是,“你需要人寵愛,天天叫你BABY”“不愛我就拉到,哥練的胸襟如果你還想靠”。

連周杰倫都變了,也許現在的時代真的變了。

過去,他敢拿音樂做試驗,用兵乓球做節拍,用口哨和直升機轟鳴,讓所有歌都有一本小說的想象空間。

而現在,他成了功成名就的大佬,富足、得瑟、有錢,卻也變得懶惰,寫迎合時代的口水歌,審美標準日益單一。

過去,愛音樂的人寫歌,殫精竭慮,看無數書,書桌上,永遠都是記靈感的小紙條。

而現在,音樂成為了流水線,不用兩個小時,寫一支15秒的洗腦神曲,就可以成為全民BGM。

就連聽眾也不同了,過去,人人都要挑與眾不同的歌手,找自己喜歡的調性。

而現在,演算法會無視你的標籤,把平臺熱門流量最大的內容,推送在每個人的螢幕上,替你選擇你的選擇。

過去,唱片公司老闆會振臂一呼,帶著音樂人向上遊網際網路平臺爭取版稅和維護權益。路漫且難。

而現在,粉絲經濟打通了超男超女、音樂選秀的任督二脈,人們追求的是效果、話題和眼球。音樂反而成為了背景板。

在一個資源只會向頭部傾斜的時代,音樂人們被灌輸的是,做大多數人喜歡的,才有機會,這也註定了,在一個誰都是潛在聽眾的網路,敢於創新的水準終會持續下降、漸行漸遠。

也許,以後再也沒有那些聲音,教我們長大,教我們如何看清真相後如何生活,但我們依然記得三十年前,滾石人的那句“音樂的力量是文以載道,不只是風花雪月”。

或許,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一遍遍回聽昔日的歌曲,回憶那個把流行歌曲寫得像詩、像電影、像藝術的時代,看那些願意關注人類掙扎苦難的音樂人漸漸走遠。

再見,華語流行音樂的黃金三十年,再見,那個把對生活和音樂的探索,曾經推到極致的時代。

再見,那些詩人、歌者、低吟淺唱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