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有自己的生命，它就像一個人，既隨和又自尊。——餘秋雨
封建王朝的普通百姓所求不過是妻、子、一間小屋、能夠果腹的糧食和結識的粗布麻衣，如果能有一頭耕田的牛，時不時吃上一頓肉，肯定會歌頌皇帝和朝廷的文治武功。
在科技和生產力低下的古代，如此簡單的需求能夠滿足就足以是標榜史書的太平盛世了，但實際上，古今中外的普通百姓都沒有多少人有這個福氣。
先說說康乾盛世
經過康熙、雍正、乾隆祖孫三代的治理，清王朝迎來了中國封建歷史上最後一個盛世——康乾盛世，西方稱“High Qing”。
康乾盛世
表面上看，人口首次破億，並連破三億、廢除賤籍制度，解放了社會最底層階級、帝國版圖達到空前擴張，僅次於元、君主專制達到歷史頂峰，看似金甌永固、國內生產總值佔到全球三分之一多，國庫財政儲備充足，常年保持在6000到7000餘萬兩，每年的財政收入高達二三千萬兩之多。
實際上，這是一個虛假的盛世，表面的光芒難掩其中敗絮。
國富民窮。1793年，當喬治·馬戛爾尼率領使團以給乾隆皇帝祝壽為名，欲透過談判開啟中國市場（卻無功而返）時，他們見到的是驚人的貧窮。清朝的百姓甚至會跳到海中撈取使團丟棄的死雞死鴨，搶奪用過的茶葉泡著喝並千恩萬謝。當時普通民眾一年到頭不過掙得三十幾兩，花費卻多過這個數，需要靠借債過活，一遇災年，就會家破人亡，賣兒賣女的情景遠比史書上平平淡淡地四個字要悲慘的多。
政治腐朽。主要表現在君主集權過於畸形以及腐敗橫行。各級官吏貪得無厭，甚至是明目張膽的貪汙受賄、徇私枉法。思想上大搞“文字獄”，窒息文化和人文發展，科學技術發展一再被壓制和廢除，水平已經落後西方兩百餘年。直到19世紀下半葉，先進科學知識才從西方緩慢地介紹到中國。
軍事沒落。早在康熙平定“三藩之亂”的中，滿洲八旗軍紀已散，軍力大不如前。後來，清廷戰事主要依靠綠營。但在衰敗的社會環境下，綠營也很快腐化：剋扣軍餉，兵匪勾結，貪汙中飽。嘉慶還是皇太子的時候，曾隨乾隆皇帝閱兵，所見到的卻是“射箭，箭虛發；馳馬，人墮地” 的局面。馬戛爾尼來到鎮江觀看清軍的操演時發現，清方城牆瀕臨坍塌，士卒衣冠不整，隊伍的主要裝備還是弓、箭、戟、矛、劍之類的冷兵器，寥寥幾支落後的火槍，也已破爛不堪。斷定：“中國社會已經被卡住無法前進”，“它的繁榮已經結束”，“在這裡可以輕而易舉地登陸”。
經濟羸弱。1757年，清政府正式實行閉關的政策，乾隆帝宣佈西洋商船隻準在廣東的虎門一處停泊貿易，此舉嚴重地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錯失學習西方先進技術的機會。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甚至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直到到1840年左右，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貧富差距。當時的官員對於吃飯十分奢侈，每天吃幾頓飯都有許多道葷菜，而大眾則是吃糠咽菜。馬戛爾尼來訪中國所見到的房子，只有兩種，一種是大富之家，一種是貧寒人家。“所經過的地方以及河的兩岸，大多數房子都是土牆草頂的草舍。也有很少一些高大、油漆裝飾的房子，可能是富有者的住所。很少看到中等人家的房子”。馬戛爾尼的副使斯當東認為中國的貧富差距之大，是他們見過的國家中最厲害的。
可以毫不誇張的說，無論是在繁榮的質上還是量上，清朝的盛世都具有歷史上罕見的全面頹廢崩潰之勢。
馬戛爾尼使團訪華卻因跪拜禮儀而齟齬，乾隆帝聞訊，勃然動怒，下令降低接待規格
也難怪馬戛爾尼說：“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一艘破爛不堪的頭等戰艦”，預言它遲早會“不再有紀律和安全”，“英國從這一變化中將比任何其他國家得到更多的好處”。
馬克思也曾說過：“一個人口幾乎占人類三分之一的大帝國，不顧時勢，安於現狀，人為地隔絕於世並因此竭力以天朝盡善盡美的幻想自欺。這樣一個帝國註定最後要在一場殊死的決鬥中被打垮。
再來說說更加頹廢的清末，為何財政收入“獨領風騷”
嘉慶皇帝沒能有效扭轉清政府的沒落趨勢，甚至連康乾盛世的虛假繁榮都已經維持不住。
實際上從乾隆後期開始，全國各地不斷的農民起義，較大規模的如1795年苗民起義、1796年白蓮教起義、1813年天理教起義已經把清朝家底掏空了。
自鴉片戰爭始，清朝屢戰屢敗，割地賠款、出讓主權，加上近代史上浩浩蕩蕩地太平天國起義，清政府再也撐不住了。
到了1853年，一個數億人口、上千萬平方公里領土的大國，清朝戶部的存銀僅22萬兩！
面對各地的太平軍起義風潮，自太平天國定都天京（南京）後，清政府失去了最大的財稅收入來源地。
太平天國起義
軍事上，為了鎮壓起義，清政府不得不倚靠地方團練武裝，如後來的湘軍、淮軍等，但清政府本身又不能給予任何經濟上的幫助。正所謂“當兵吃餉”，沒有錢是萬萬不能打仗的。
無奈之下，咸豐三年（1853年）厘金終於問世，清政府在形式上也不能維持康熙帝制定的“永不加賦”的祖制了。
厘金，又稱釐捐、厘金稅，其初定稅率為1釐（1%），故以此稱之。最初一般分行釐（活釐）和坐釐（板釐）。前者為透過稅，徵於轉運中的貨物，抽之於行商；後者為交易稅，在產地或銷地徵收，抽之於坐商。
厘金先只在揚州一帶設卡徵收，貨物只針對貿易的大米，為的是籌措江北大營鎮壓太平軍的軍餉。
後來逐漸擴散至全國，範圍也擴大為百貨釐、鹽釐、洋藥釐、土藥釐，以廣西為例，徵釐物品為二十九類，達一千九百四十二項，小至手帕、荷包、扇袋、及米粉、醋、蒜，均要負擔厘金。總之，凡市上之物，無一不徵。
更為可怕的是，在全國通行、課稅物件擴大的同時，稅率也不限於百分之一，有的高達百分之二十以上！最為可怕的是一卡一釐，也就是過一次關卡徵一次厘金。
厘金的徵收權力是下放到地方封疆大吏手中的，不僅厘金的稅率、種類不一，局卡也是隨意設定，如揚州至淮安不過三百里路程，中間設有八個釐卡；蘇州至崑山不過五十餘里，竟有四處收釐卡。真是“五里一卡、十里一局”層層盤剝，極大地限制了本國工商業的發展。
徵收厘金的厘金局
團練的設立、厘金的徵收，使得清朝地方大員有了軍事和財政的自主權。把“槍桿子”和“錢袋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逐漸形成下克上、尾大不掉的局面，以後的東南互保，以及北洋新軍事實上成為袁世凱私人軍隊，清廷指揮不了的現象也就不會令人奇怪了。
厘金是清政府飲鴆止渴的措施，為自己續了幾十年的命，最終也要了自己的命。
最悲慘的還是普通民眾，厘金從開始徵收，加之其他苛捐雜稅的層層增加，清政府的財政收入屢創新高。
1850，清政府最高收入不過四千萬兩左右，到了1887年，數目翻番為8578多萬兩白銀，到了1909年，暴漲至2。63億兩！
1912年1月初，清廷度支部公佈了1911年財政收入：30191萬兩銀子，這是個史無前例的數字，清朝財政收入破三億。一個多月後，即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詔遜位。
清末幾次財政收入總額及佔比
從明中期開始，康乾尤甚，自鴉片戰爭到甲午，乃至民國時期，中國的國力和百姓生活水平幾乎是一路下滑，究其根本，其中之一就是統治階級對百姓的橫徵暴斂。
長時間的盤剝搜刮、戰亂破壞和掠奪，易子而食頻繁出現在史書中，尋常百姓人家只有一條又髒又破的褲子，大姑娘小媳婦在白天甚至無法出門，每讀至此，令人垂淚。
中華當自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