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張光孝及其《華州志》研究

作者 閆廣勤

張光孝（1519-？），字惟訓，號左華山人，又號嶽泉，一號瓜仙，明代華州（治所在今華縣）故縣裡人。他編纂的《華州志》是明朝關中八部名志之一，對後世地方誌的編修產生了很大的影響，迄今也是研究當時自然、社會、人文的第一手資料，是陝西方誌界的一份寶貴文化遺產。

明張光孝編纂的《華州志》

一、家世淵源

張光孝的祖先是河南太康人。遠祖張敬，在元朝末年曾官至參知政事，明初，嘗為湖廣嶽州衛指揮，尋以元朝舊臣而被謫戍到隴西岷州衛，遂在此安家。岷州衛的治所在今甘肅岷縣，其管轄範圍包括今岷縣、宕昌、舟曲。張敬安家的地點可能是宕昌，因為此地發現有張敬的曾孫張善的墓及墓誌銘。張善之子張錦是張光孝的曾祖父，官至刑部左侍郎。張錦時舉家遷徙到秦州，秦州的治所在今甘肅天水，明時轄今秦安、清水、禮縣，張錦安家在秦安縣。張錦之子，就是張光孝的祖父張潛，

張潛生於成化八年（1472），字用昭，號西溪，一號東穀子。弘治九年（1496）進士，授戶部主事，後升禮部員外郎、郎中。當時的太監劉瑾，專擅朝政，權傾天下，張潛與劉瑾為陝西同鄉，卻不與其交往，卓立不阿。又升廣平府（治所在今河北省邯鄲市永年縣）知府，遷山東布政司左參政，任職“忠清盡職，縉紳賢之”。正德九年（1514）因不滿官場的誣陷中傷，憤而辭官告歸。張潛的妻子是華州人東思誠之女，遂遷居華州故縣裡，併入籍成華州人。張 潛風流醞籍，善吟詠，善篆書，中舉前就被陝西督學楊一清贊為“關中三才子”之一（其他兩位是慶陽的李夢陽、旬陽的張鳳翔）。遷居華州後，以遊山水自娛，並與中國文學史上重要流派——明朝“前七子”中的武功人康海，鄠縣（今戶縣）人王九思常往來交遊，談論古今。康海還將長女嫁與張潛之子張之榘為妻。張之榘於嘉靖五年（1526）正月英年早逝，張潛悲傷過度，半年後亦卒，享年五十五歲。所著有《東谷詩集》。

張之榘是張光孝的父親，字儀正，嘉靖元年（1522）舉人。素以孝著稱，其母去世，他結廬墓側，朝夕哭泣。由此病重，於嘉靖五年（1526）正月逝世。他的岳父康海是有名的文學家，聞此噩耗，震驚之際作《悼張之榘三首》《十六日聞張甥之榘訃》等詩悼念，其中一句為“三十二歲倏殄滅”，可推算張之榘生於弘治八年（1495）。

二、生平及著述

張光孝的父親去世時，他“甫八歲” ，由此可知張光孝出生於正德十四年（1519），當時他的祖父已定居華州故縣裡，據當地父老相傳，其家在今華縣杏林鎮張渠園村。他相貌“豐厚奇偉”，“文品無雙”。為州學生員時，有督學者認為他的才性類似其外祖父康海（9）。嘉靖二十五年（1546），27歲時考中第二名舉人，以後多年考進士累試不第，40多歲時被授與河南西華縣知縣。在任上，他與民休息，剔蠹興利。西華縣城為土城，遇水災易毀，而且修而又頹，百姓為之苦擾。隆慶二年（1568），張光孝改修為磚城，減輕了水害。西華縣有一姓王的讀書人，被誣告成罪。張光孝竭力為其辯冤，使此案得以平反，但他卻因此受到上司忌嫉。張光孝當時以藝文著稱，河南按察司僉事傅霖與他談論文章，顯示自己的作品，張光孝不作阿諛之詞，傅霖面露怒色。隆慶五年（1571），他終因得罪上司被藉故罷職回鄉。不料，兩年後的萬曆元年（1573），傅霖因故被貶職任華州知州。傅霖倒也是個大度的人，他見到張光孝，握著手說：“吾輩處事真築版也。”

張光孝歸鄉後，絕意仕途，潛心著述。他一生著作頗豐，計有《華州志》《西瀆大河志》《三邊人物列傳》《理學名臣傳》《左華集》《癸未集》《辛未集》《丙子集》《辛巳集》《擬古樂府》《萸亭紀事》等。《續華州志》稱張光孝的學識為“學究天人，探微經史，馳追屈馬李杜之場，揖詞林名家而上下。”張光孝有5個兒子，皆“科貢聯翩”，其裔孫也“衣冠彬彬有聲”，張氏一門為“關中之巨族” 。

三、《華州志》的編纂、印行及版本

華縣歷史上的志書，有資料可證的最早一部，出現於唐朝，是由監察御史黎逢編撰的《鄭志》。北宋時曾有兩部新舊“華州圖經”，元朝華州也有一部“郡志”，明朝成化二十二年（1486），華州訓導鈕瑩中也曾編過一部華州志，但上述各部志書均已失傳。當今存世的華縣各種舊志書中，最早的就是張光孝的《華州志》了。

明《華州志圖》自華州志

張光孝的外祖父康海不但是著名文學家，也是修志名家。正德十四年（1519）刊行的《武功縣誌》，就是由他修撰的，此志位於明朝關中八部名志之首，其體例嚴謹，文字簡約，“鄉國之史，莫良於此” 。後世編纂地方誌，多以康海此志作為楷模。有這樣的家學淵源，張光孝秉承其外祖父的修志傳統和精神，用大半生心血編纂了《華州志》。張光孝時，成化二十二年的華州志還在，但他認為此志缺略甚多，且歲時已久，應當重修。因此，他從青年時起，就以修志為己任，利用一切時間蒐集資料，查閱古籍，訪問故老，踏勘山川，鍥而不捨。有人不解其修志之苦心，張光孝說：“君子之學不施行於當世，而寄言於後世者，志學之事也。”

從西華縣罷職回鄉後，他完成了最後的編纂。隆慶六年（1572），李可久任華州知州，他獲知張光孝有華州志稿，取來閱後，認為此志“稽考之詳，克就體要” ，於是予以裁正。萬曆初，歷時30多年心血的《華州志》終於成書。此志記述時間起自西周末年，止於明朝萬曆九年（1581）；記述地域為明朝華州及其屬縣，即今華縣、華陰、潼關、蒲城等地。全書共24卷，內容主要有諸圖考、地理志、建置志、官師志、祠祀志、風俗考、田賦志、物產述、省鑑志、藝文志、人物傳等。

《華州志》記事的下限，因為卷首有李可久隆慶六年（1572）寫的序，一般就將下限定為隆慶六年。其實，《華州志》雖然基本定稿在隆慶六年，大部分內容的時間下限是這一年，但還補充有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九年（1581）期間的記事。主要在卷五《官師志》和卷二十二《人物列傳·科貢考》中。有一個例子，很能說明《華州志》在隆慶六年後，補寫有萬曆元年至萬曆九年的記事。《人物列傳·科貢考》中，在王庭詩名下，記其簡歷為“平定里人，乙丑進士，任禮部郎中，升山東按察司副使，見（現）任”等字樣。據《王庭詩墓誌銘》，王庭詩隆慶六年（1572）任禮部員外郎，萬曆元年（1573）晉郎中，萬曆七年（1579）遷山東按察（兵備）副使，萬曆十年（1582）升浙江參政，後還任河南按察使、湖廣佈政使等。《華州志》記其簡歷不及萬曆十年以後事，而且現任職務是萬曆七年至十年期間的山東按察司副使。這些都說明《華州志》記事下限是在萬曆九年（1581）。

目前見到的《華州志》版本中，在卷二十二《人物列傳·科貢考》中，有萬曆十年（1582）至萬曆二十五年（1597）的內容，筆者認為這一部分應是後人重刻時摻入。根據有二：一、《人物列傳·科貢考》記三年一次的鄉試舉人名單及其簡歷，直至萬曆七年都很完整，而三年後的萬曆十年至二十五年除了年份和人名外，其簡歷皆缺。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續華州志》，在時間斷限上，上接明《華州志》，在其《人物列傳·科貢考》中，是從萬曆十年起始，而且年份、人名、簡歷俱全。二、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再續華州志》卷八《選舉志》說：“前志（指《華州志》）‘選舉’，至萬曆七年止”，說明《再續華州志》的編纂者見到的明《華州志》卷二十二沒有萬曆十年至二十五年的內容。

與《華州志》記事下限的同樣問題，是它的刊行時間。一些著述以李可久作序的隆慶六年（1572）為刊行時間，常有 “隆慶六年的《華州志》”云云，是為不妥。隆慶六年（1572）八月，李可久在序中說，他將張光孝志稿審閱後，“遂命梓之以傳”，即命人刻版、刊印。4個月後，即次年的萬曆元年（1573）的正月，張光孝在後序中說，李可久將志稿索閱後，“廣之、刈之、梓之”。因此，《華州志》的刊行時間不會在隆慶六年。若以張光孝後序定萬曆元年成書，其中萬曆元年至九年記事，也無法解釋。所以，《華州志》的刊行時間，應該是萬曆九年（1581）。在《華州志》凡例的後面，加有張光孝的長子張士遇的一段話，說他遵李可久之命，將志稿曾送去刻印。但這段話沒有註明日期，無法證明其刊行時間。萬曆元年至九年期間，《華州志》的刊印到底遇到了什麼，我們還無從知曉。

《華州志》的版本，除上述明萬曆本外，在清朝還兩次重新刻印。一次在乾隆五十四年（1789），另一次是在光緒八年（1882） 。明《華州志》的萬曆本、乾隆本現比較稀有，光緒本流傳較廣。光緒本在刻印時，認為清朝時所修的《續華州志》《再續華州志》《三續華州志》是《華州志》的繼續，《華州志》是清朝三部州志的基礎和初始，因而將明《華州志》改名為《華州初志》。

四、對《華州志》的評價

《華州志》成書以後，以體例嚴謹，資料豐富成為中國古代地方誌中較為有名的一部，歷代都有較高的評價。

《華州志》的審閱裁正者、華州知州李可久，在為此志作序時說：“覽其稽考之詳，克就體要，足著一方之事，而收百世之遺焉。”

時任禮部員外郎的華州人王庭詩，在為此志作後序時說：“張公學有源流，文有授受。嘗一披覽其志草，真有關於政治之要務者也。”

清代著名學者王士禎在《池北偶談·秦中諸志》及《蠶尾集·新城縣新志序》中，極力推崇包括張光孝《華州志》在內的陝西地區數部志書，稱其“文簡事核，訓詞爾雅”，“有《黃圖》《決錄》之遺焉。”

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華州知州汪以誠《再續華州志》的序中說：“是志原本，成於郡人光孝張公，以秦人敘秦事，經宗工王漁洋許可。”

民國時，顧熠山在其主編的《重修華縣縣誌稿·藝文志》中，評論《華州志》時說：“張公著述頗多，是編為精心結撰之作，在關中最膾炙人口。”

1985年，中國地方誌協會副會長董一博稱讚張光孝的《華州志》“古代稱佳，於今可鑑” 。

1985年，高峰編著的《陝西方誌考》（《中國地方誌詳論》叢書之九）：認為《華州志》是“歷史名志”，“對這部州志的評價，清代學者王士禎列為十大名志之一。它繪圖精細，記事詳實，特別是對本州人物收集多，記載詳。”

1986年黃葦主編的《中國地方誌辭典》將《華州志》列為“著名方誌”。其對《華州志》的評論是：“此志乃據經稽史，博及子集圖說，兼考志乘而成。其所載‘務求專合於理；不足以述事者，乃闕而不書。’綜觀全志，其可稱者數端：一、載述以簡要為尚，所屬各縣事有記者有不記者，各有詳略。二、所述風俗、省鑑、人物寓規諷、勸戒之意。三、藝文僅列書目，而詩文小注各事之下，以省冗繁。四、官師、人物生存者不傳，官員無治績者不記。清人王士禎譽其為明代方誌之上駟。”

2009年陳峰主編的《話說陝西·宋元明清卷》，在《關中名志甲天下》一篇中認為：包括張光孝《華州志》在內的明代關中八志，“體例完備，大致奠定了後世方誌的成熟模式；且基本上成於一人之手，具有清代‘官書’所難以具備的成一家之言的優點。”

五、《華州志》的影響

張光孝的《華州志》成書400多年來，在地方誌修纂、史料存續、文化傳承等方面，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明《華州志圖》

在華州，這部志書是以後各代修志的基礎。清代康熙二十三年（1684）的《續華州志》、乾隆五十四年（1789）的《再續華州志》、光緒八年（1882）的《三續華州志》是明代《華州志》的延續。民國三十八年（1949）的《重修華縣縣誌稿》及1992年出版的《華縣誌》，2012年出版的《華縣誌（1990-2005）》，無不汲取了明《華州志》的經驗和寶貴資料。華縣存世的地方誌蓋以此志為源頭，400多年來。 華縣的歷史記錄從不間斷，方誌記載完整全面，明《華州志》的開創發軔之功是不可磨滅的。

張光孝的《華州志》資料豐富，取材宏博，儲存大量史料，對研究明朝及其以前的華州自然、社會、經濟、文化、人物非常珍貴。這種珍貴不僅是對華州、華縣而言，某些方面甚至包括更大範圍。如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1月）以華州為震中的大地震，波及大半個中國，死亡83萬人，是世界地震史上死亡人數之最。張光孝親歷了這次地震，在震後十幾年成書的《華州志》中，他對地震實況、災情、賑災、災後重建等，做了詳盡、真實、具體的，難能可貴的記載。1949年以後，中國的許多地震工作者在研究這次大地震時，都把《華州志》中的記載作為第一手文字資料，充分地加以引用，《華州志》的影響可見一斑。

張光孝的《華州志》，傳承了優秀傳統文化，數百年來產生著廣泛深刻的影響。這不僅僅因為此志本身就是一部“歷史名志”，就體現了優秀傳統文化，而且在《華州志》中處處有精神文明的記載和人文精神的內涵，給予後人以無盡的啟迪和感召。《華州志》中引用刊載了康海、呂柟、王九思等許多文人學者的詩文，有些還是相關作者的軼文，有著重要的研究、欣賞的價值，同樣是我們的寶貴文化遺產，彌足珍貴。

原文來源：作者供稿

原文作者：閆廣勤

整理編輯：華州文史薈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