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冬奧會還在如火如荼的進行中，美輪美奐的開幕式無疑已給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和2008年夏季奧運會一樣，各國代表隊仍按國名的漢字筆畫順序入場。當然也有個別國家對我們給他們國名的漢譯有所不滿。

其實，我國的國名在其他語言中的翻譯也是各有特色，我們也曾經對某些語言中對我國的不敬稱呼而啟動過國家層面的交涉。

讓我們把時間回溯到公元前11世紀，落腳在著名的“武王伐紂”勝利之後。

周武王在滅商勝利之後，在嵩山舉行了一次祭祀活動。彼時祭祀為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大事，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古籍《尚書》中就記載了很多祭祀時的禱辭。周武王在這次祭祀中明確說出“宅茲中國”，也就是決定要在天下之中居住（定都）。而這句話，被一個名字叫“何”的王室遠枝貴族刻在了自家鑄造的一件青銅禮器上。

時間快進到1963年，在陝西寶雞的一個村鎮，這件貴族何鑄造的禮器被挖掘出土，按照主人的名字，被命名為“何尊”。考古工作者們在何尊上看到了一段銘文，並驚訝的發現了“宅茲中國”這幾個字，這是迄今發現的“中國”這個詞的最早記錄。

何尊銘文

這裡的“中國”，還是“天下中心”的意思，尚不作為國家或政權的名字（當然也不能用我們現在的國家概念去套在那個時代），更不是民族名。在華夏民族形成的早期，華夏文化核心區域的人一般稱呼自己為“諸夏”，稱周邊地區為“夷狄”。總的來說，中華民族的形成，就是以一個核心族群為基礎，周邊族群不斷向其融入的過程。在這樣的過程中，“中原”、“中國”作為地域名稱，其意義就逐漸超出了其作為地名的範疇。

“宅茲中國”銘文

古語中的“中國”，狹義上指的是正統王朝統治的核心區域，在某些語境中直接指國都；放大一下指代範圍，也可指中原地區；再進一步延申，就是指在這裡建立統治的、對其他地區具有法理上的領導地位的政權。在這個基礎上再做進一步延申，則形成了我們今天意義上的國家概念。

東漢末年赤壁之戰前，周瑜為孫權分析曹操的兵力，就說：“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這裡的“中國人”，就是指中原政權統治下的人。曹操當時畢竟是以漢朝中央政府丞相的身份統軍南下的，對於孫吳方面來說，自然就是“中國人”。這是“中國”一詞在古代語境下，大多數時期的含義。但這並不是說古人在提到“中國”時，就機械地僅指中原那一塊地方。

我們可以將中華文化圈看成是一個有內外親疏等級的多層次環形結構。這最裡面最核心的圈，是中原地區，也就是比較狹義的中國。在這個圈之外，按照文化輻射的遠近，還可以劃分為多層圈子。在每一層圈子的人看來，更內層的人才是“中國人”，但同時在面對更外層圈子的人時，他們也會自認為是“中國人”。隨著親疏遠近的不同，中華文化輻射到的範圍都可以說是“中國”，但相對來說又可以都不是“中國”。這就是古代語境下，“中國”這個概念的覆蓋面時大時小的原因。

還是以三國時代來舉例，面對曹操時，孫權會認為曹操是“中國人”，但如果他自己面對東吳境內更為邊緣的山越等民族時，他又會認為自己是“中國人”。大概就是這麼個意思。

早在先秦史料中，我們就能看到時人已將“中國”與“四夷”作為對應概念，這就多少有了一些指代國家的意思。《史記》的敘事中，已有了將“中國”作為大致上代表中華文明國號的用法。大概在宋代，人們開始有意識地將“中國”作為與“外國”相對應的概念。統治者非正式的自稱“中國”，則見於元代世祖忽必烈給日本的國書當中。在1842年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中，“中國”第一次在正式外交文獻中出現。而將“中國”正式作為國號，則是在1912年民國建立之後了。

簡要回顧了一下中國這個詞在我們本土語境中的變遷，下面咱們聊聊外國人對我們是怎麼稱呼的。

首先當然要說一下現在最為強勢的一門語言——英語。英語中的中國，被稱為“China”，用國際音標標註讀音是［ t a n ］。眾所周知，這個詞同時也是瓷器的意思，只是用作指瓷器的時候，就不做首字母大寫了。如此一來，比較值觀的理解自然就是，老外見到了中國產的瓷器，就用瓷器來指代中國了。

咋滴，我堂堂大中華，到了英國人那裡就成了“瓷器”了？非也。“china”在作為瓷器的意思時，其實是從“chinaware”簡化而來的。“chinaware”直譯就是“中國的器皿”，從這個詞源構成可以大概看出，“China”一詞應該是先有“中國”的含義，再以中國來命名中國產的瓷器，而不是相反。

英語在歐洲各種語言中是形成相對較晚的，在語言學上它與歐洲大多數語種同屬於印歐語系。印度人和歐洲人的語言是一脈相承的，這整個語系中對中國的稱呼，很多都能找到同一個源頭。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中，中國都被翻譯為“China”，法語翻譯為“Chine”，義大利語則為“Cina”。

印歐語系各語族在歐洲的分佈

但是，特別要注意，以上這些語言中的“China”或“Chine”或“Cina”，其中字母“i”的發音，都不是雙母音［a ］，而是短母音［ ］。英語的發音反而是異類。以印歐語系（尤其是其中的拉丁語族）中主要的幾種語言來讀中國，基本上應為［ t n］或者［ s n］，大概接近於漢語的“qin”或者“xin”的發音。

這一下就破案了，原來，“拆吶”只是因為英語把字母I轉音才造成了這種奇怪的讀音，中國在歐洲大部分語言中的讀音，其實應該是“秦”。

這正是西方漢學屆對於中國譯名的最為常見的解釋。漢學家們普遍認為，印歐語系中主要的幾種語言對中國的稱呼，最早都可追溯至古印度。古印度的語言稱中國為Cīna、chini等等，這些都是對“秦”的音譯。

但是這裡又有一個邏輯上的疑點。秦統一之後，歷經二世而亡，時間很短暫，若論對周邊民族的影響力，遠不如之後的漢朝，那這個朝代是否有足夠的能力將其國名輻射到南亞以至於歐洲呢？而且，秦朝的統一是在公元前221年，而對古印度文獻的一些考察發現，早在公元前4世紀，印度人對中國的稱呼就基本確定了，這在時間邏輯上也是對不上的。

對此，漢學家其實也有解釋。秦朝雖然是公元前221年建立的，可是秦朝建立之前，作為春秋戰國諸侯的秦國就已經是中國西部地區的一個強大政權了，而且這個政權在建立之初就不斷與西部少數民族有著各種形式的交流，比如史書中明確記載了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曾經向西部拓地千里，打敗了西部眾多民族並迫使其向更西方遷徙。在這種民族遷徙的過程中，“秦”威名遠播，在西方形成了對中國的最早稱呼。

所以，無論是英語中的“China”，還是歐洲諸多語言中對中國的譯名，其實真正的意思，就是“大秦”，“Chinese”就是“秦人”。

這樣看起來，邏輯上是沒問題的，不過無論怎麼研究，還是缺乏直接證據。當然，由於很多古文明不像中國那樣有體系化的傳世文獻留存，所以要找直接證據也幾乎是不可能的。

也有一種觀點認為，很多歐洲語言中有一個詞根“Sino”，這個詞根經常作為一些詞語的字首以表示與中國有關。這個詞根來源於古羅馬語言（拉丁語）中對中國的翻譯，對中國或與中國相關的事物稱呼為“Sinae”和“Sinology”。而“Sin”的發音其實就是對“絲”的音譯，也就是絲綢的意思。古希臘稱呼中國為“賽里斯”，一般解釋為“絲之國”，寫作拉丁字母是“seres”，有可能是羅馬語言中“Sinae”或“Sinology”的來源。而“Sin”與“Cin”其實是通用的，開頭的子音都是發［s］音。由此推測，“China”一詞最早的詞義其實來源於“絲綢”。絲綢作為古代中國最具代表性的商品，曾經在整個歐亞大陸上都受到追捧。不過比起上一種以“秦”為詞源的說法，這種說法牽強之處更多，受認可度較低。比如希臘人口中的賽里斯是帶有烏托邦理想國色彩的地方，未必特指中國。拉丁語中“Sin”其實更有可能還是來自於古印度語的“Cin”。

當然，主流觀點之外，仍然有人認為，英語中的中國譯名，就是來源於瓷器。中國瓷器之都景德鎮，古稱“昌南”，宋真宗景德年間，把“景德”這個年號賜給了這裡，才更名“景德鎮”。而“China”正是“昌南”的音譯，英國人得知瓷器產自昌南，於是就形成了“拆吶”這個代表中國的詞語。

初看到這個觀點我也震驚了一下，趕緊查了一下資料，看到“昌南”地名其實是在魏晉時期才出現的，遠遠晚於古印度語言中稱中國為“Cīna”、“chini”的時間，而且昌南這個地名，你說對應英語中的“拆吶”還算說得過去，可是跟其他語言就對不上了。所以可知此說法不靠譜。這有可能是當地某些學者的私人研究結果吧，可以聊備參考。

就我個人而言，還是傾向於“China”一詞的來源是“秦”，其演化過程是由古印度語言中的“Cīna”或“chini”演化成現代歐洲語言中的“Cina”、“Chine”和“China”。而另一種演化路線則是演化為古羅馬拉丁語的“Sinae”和“Sinology”，並在現代歐洲語言中留下了以“Sino”或“Sina”代表“中國的”這種字首。

雖然歐洲很多語言對中國的稱呼都是有同一來源的，不過同屬印歐語系的斯拉夫語族，也就是以俄語為代表的很多東南歐語言，對中國的譯名又是另一個體系。俄語中的中國，譯作“Китай ”，轉寫為拉丁字母是“Kitai”，發音接近於“基泰”。對於這個的詞源倒是基本沒有什麼爭議，就是對“契丹”的音譯。

在歐洲各民族中，俄羅斯民族屬於較為後起的民族，與中國直接接觸較晚。大概在宋朝時，中國北方曾被契丹人建立的遼政權統治，早期的俄羅斯人大概是透過接觸蒙古高原、西伯利亞地區的遊牧民族，知道了在東方有一個名叫“契丹”的大國，於是就將這個名字，當作了中國的譯名。

歷史上屬於中華文化圈的各民族語言中，對“中國”的稱呼，基本都源於漢語中的發音。學過日語、韓語的人很多，我就不多贅述了。越南語裡中國的發音也是基於漢語。這都很好理解，畢竟這些國家歷史上跟我國有著深厚的文化淵源。

但是近代史上，還有一個伴隨著中華民族血淚史和屈辱史的稱呼，雖然已經被禁用，但仍被某些陰魂不散的“鬼子”時不時提起，這個詞，就是“支那”。

恐怕讀者們都曾有過這樣的疑惑，日本侵略者為什麼總是把中國叫“支那”呢？其實這個詞本身並不帶有貶義色彩。我們前文說過，歐洲各民族語言中，中國基本都被譯作“China”或與之近似的詞，而這又來源於古印度。中國古代很早就與印度地區有過文化交流，古印度是佛教發源地，而佛教傳入中國後對我們的本土文化也產生了很大影響。中國的高僧們在翻譯印度佛經和其他典籍時，將其中關於中國的詞語再次進行轉譯，採用音譯的辦法，譯為“至那”、“震旦”、“支那”等，玄奘法師（《西遊記》裡的唐三藏）在他的《大唐西域記》中就有這樣的記載。現在的東南亞地區，早年被稱為“印度支那”，就是指這裡是介於中國和印度之間的區域。

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透過甲午戰爭擊敗中國，自此以後，日本人開始刻意用支那來稱呼中國。但是直到二十世紀初，支那一詞還不帶有明顯的歧視意義，很多近代名人都時常以支那自居，如章太炎等人。這其中的原因，大概一方面是表達與當時的清廷勢不兩立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西學東漸之後，受外來文化影響，很多人喜歡使用外語的直接音譯詞，以顯示文明進步。

自甲午中日戰爭後，日本在各種正式外交檔案中，極力避免使用“中國”二字。如甲午戰爭在日方話語體系中稱為“日清戰爭”，《中日馬關條約》被稱為《日清講和條約》。以當時來說，中國正式的國號是“大清帝國”，所以日本人玩這種小伎倆也還沒有引起中國的關注。在清廷滅亡、民國建立之後，日本卻故意將“中華民國”稱為“支那共和國”，這才引起了中國強烈的抵制。

日本人也用漢字，“中國”二字在中日兩國的文字中寫法相同、讀音也近似，那日本人為何捨近求遠用外來語的轉譯來稱呼中國呢？

這背後就是日本對整個東亞的侵略野心。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發展為世界列強，自認為在東亞文化圈中成為了老大。在打敗中國後，對原來“天朝上國”的仰慕轉變為鄙視。而東亞文化圈在歷史上其實就是中華文化圈，在日本人眼中，當時的中國已經不配這個文化圈的中心地位，也就不配再用“中國”這個詞語。他們的如意算盤是，等他們吞併整個中華文化圈後，就把“中國”這個神聖的稱號，留給他們自己。

在這個春秋大夢的指引下，日本使用“支那”稱呼中國，潛臺詞就是“中華正統在日本”、“中國人不配當中國人”，由此將“支那”作為對中國的蔑稱。直到1945年日本戰敗，由當時中國政府提出，盟軍要求日本禁止用“支那”稱呼中國。

說到底，近代日本用“支那”稱呼中國，就好像我們現在的網路俚語中稱呼日本為“腳盆”（英語中日本譯名“Japan”的直接漢語音譯）或“泥轟”（“日本”一詞在日語中讀音的漢語音譯），本來都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玩笑之舉。日本軍國主義者們卻還煞有介事地將其正式化，頗有小孩子賭氣撒潑的意思，其實是自卑自負心理的體現。

寫到這裡，本篇可以進入尾聲了。在我們中文裡，對人家的國名、地名翻譯，有些是歷史上的文化交流形成的，而其他的大多還是遵循其本國人自己的稱呼或意願而進行的音譯，這充分體現了互相尊重的原則。正如本次冬奧會開幕式傳達的資訊，世界各國人民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共同守護全人類的未來。

由於本篇涉及到不少專業的語言學知識，本人的知識則並不專業，文中的內容有些可能並不是太站得住腳，錯漏之處不可避免，在此向各位讀者先行道歉並歡迎指正，謝謝！順祝各位讀者新年快樂，給您拜個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