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吹雪
泉州的興起與中國海外貿易的興起有莫大關聯，而中國唐宋元的海外貿易起初由阿拉伯商人包辦，阿拔斯王朝衰退後則各國穆斯林海商都加入進來，宋元時代朝廷也終於准許國人出海。泉州的歷史就濃縮了半部中國海貿史，不過隨著血魔朱元璋的降臨，海貿和泉州都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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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上絲路與東南勃興
西漢年間，中國開啟了絲綢之路，此時開始商人就成為了絲路各國貿易有力的推動者。到了公元651年，這年的大明宮麟德殿裡，唐高宗接見了來自大食國的使節團，從此兩國正式開啟了官方貿易，而且多以海路為主。
最近恰逢“宋元中國的世界海洋商貿中心”入選了世界文化遺產，今天就來說說阿拉伯海商與古代中國的貿易。
相比於陸運，海運的價效比無疑要高的多。而
航海技術發達的阿拉伯海商很早就學會了利用季風代替傳統的沿海岸線的航行（大司馬按：1世紀羅馬帝國的希臘人發現了季風，羅馬人那會就利用季風往返印度洋了，比東亞早很多）。
所以，他們的船隻可以透過海路從波斯灣直達中國。
具體航線是從波斯灣（今伊朗）出發馬斯喀特港（今阿曼首都）信德（今巴基斯坦南部港口）馬拉巴地區（今印度西北部）奎隆（今印度西南部）之後沿著錫蘭（今斯里蘭卡）南部進入馬六甲海峽，再進入到中國南海的中南半島沿海岸線駛入廣州。
而在到達馬六甲海峽之後還可以不進入中國南海，先往南到耶婆提（今印度尼西亞加里曼丹島）經過爪哇島（今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到達民都洛島（今菲律賓），在當地先開展一次貿易，然後再向北航行，進入廣州。
而唐廷為了吸引更多阿拉伯海商前來從事貿易，實行了一系列的全方位優惠政策。比如說在宗教上唐廷准許阿拉伯人建立伊斯蘭蕃坊。律法上阿拉伯人與阿拉伯人之間也可以使用伊斯蘭教法。此外，
甚至還包括見李隆基可以不用跪拜，比唐人的待遇高多了。
而在經濟上，當阿拉伯海商進入港口之後。唐廷會先委派市舶使（內宮的宮人）以高於民間的價格先行購買宮廷所需物品。而為了防止市舶司官員趁機敲詐海商，唐廷也多次下令不得重複收稅。
在唐廷諸多政策的影響下，越來越多的阿拉伯海商來到廣州開展貿易，並從廣州一路向東，來到了泉州，再北上到達了明州（寧波）、揚州等港口。這是因為相比廣州來，泉州等地多與日本、高麗有貿易聯絡。
所以阿拉伯海商也逐漸發現了日本、高麗等國產品的利潤，而這些產品在廣州則無法獲得。當然最重要的還是泉州等地的關稅在當時遠低於廣州。
如此一來，唐代中國除了廣州外，別的港口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阿拉伯海商，他們也成為唐廷發展海上貿易的重要外商。
特別是高仙芝在怛羅斯之戰戰敗和安史之亂爆發後，傳統的陸上貿易通道被吐蕃切斷，無法與西亞諸國取得聯絡，對外貿易只得更加依賴阿拉伯海商。
此時的阿拉伯世界正處於阿撥斯王朝的統治時期，王朝的統治階級對於中國商品的需求也是與日俱增，這些海商帶回來的商品也成了阿拉伯世界的“網紅產品”，所以東西亞之間的海上貿易有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但是這樣的局面並沒有維持多久。此後的唐朝在經歷了安史之亂與黃巢起義之後，華夏大地各處軍閥割據，戰火更導致了廣州甚至有十多萬阿拉伯人被屠殺。
而阿撥斯王朝也開始了內亂，雙方海上貿易都很少能在本土進行，只得在馬來島等南亞地區做“中轉貿易”。
泉州憑什麼取代廣州
好在之後宋王朝的建立，本土港口重新開始使用，雙方海上貿易得以恢復。阿拉伯海商也終於重新出現在了北宋的幾處貿易港。而
北宋的海外貿易也因為得益於阿拉伯海商得到了快速的發展，並重新開始設定了港口的市舶司。
宋代市舶司的主要職責歸納起來主要為以下四點：
1、對進出口的商品做嚴格的審查，特別是金屬和軍用物資的出口。之所以這麼規定則是因為宋代的金屬貨幣是銅錢，而宋代銅錢的購買力，在國外超過國內，所以宋廷規定了走私貨幣出境者處死。
2、制定商品關稅，且要保持穩定。
3、買政府的專賣品，然後轉手賣給民間。
4、接待海商船舶。
此四項規定後三條几乎全為對海商的優惠政策，所以在市舶司建立之後，國內的官商私商有法所依，關稅稅制穩定，北宋的海外貿易規模從此時開始進入了快速發展期。
特別是泉州的崛後，北宋便在元祐二年（1087年）設定了泉州市舶司。此舉更是為北宋帶來了大量的稅收。
而
泉州之所以能崛起，很大一個原因是唐末的廣州城裡發生屠殺阿拉伯人事件，使得他們的“後代”可能還心有餘悸。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前往廣州。
相比較下的泉州，則在五代時有號稱是琅琊王氏出身的王審潮、王審邽、王審知三兄弟在福建建立閩國。
從“立國”到北宋初的時間段裡，閩國一直採取“保境息民”政策，大量招撫北方移民，建立生產，泉州的人口與航海業此時迎來了爆發式的增長（同時清源軍節度使留從效還將泉州的城區擴大，並種滿了刺桐。泉州從此享有了“刺桐城”的美譽）。
其次是泉州其得天獨厚的地理條件。
泉州港周圍海域大多為深海水區域，可讓眾多的海船停留。其中
大多數港口都處在洛陽江和晉江交匯出海口，同時具有海口與河口的特性。
這些都是優良港口的必要條件。而且又處於亞熱帶，是終年不凍港。再加上北宋政府的大力開發，到了北宋末已經將泉州開發成了“三灣十二港”的超級大港。
當然自然海風也必不可少。福建海域冬季刮東北風，夏季刮東南風。這讓阿拉伯海商不管是去東北亞的高麗、日本， 還是去南亞各國都十分便利。而
相比較下，廣州的季風時節只適合向南航行，一年的大多數時間裡很少有時間可以去東北亞。
如此一來，不光是阿拉伯人，諸多被帶動穆斯林國家商人也開始來到泉州經商，而隨著造船技術的提高和指南針在航海中的使用、航行海域的探索等都讓泉州造船業也有了很大的發展，這也讓泉州大量的本地商人也開始出海，甚至還開闢了一條新的海上航線。
原本阿拉伯海商走的是從波斯灣到馬六甲海峽，然後向東的北線，但泉州華商開闢了向西穿越馬六甲海峽以後，從馬爾地夫海域經查戈斯群島（印度洋中部）和塞席爾群島、再往東航行可直達葛摩（東非）、紅海的南線。
可就是說，
比起明代的鄭和下西洋，其實最晚於北宋末，中國的部分船隻從泉州出發到東非的航海路線其實已經出現在了歷史中，
甚至這幾處的貿易品都被史料記載了下來。
蒲壽庚的商人城邦
北宋時代，因為航線的變化以及黃巢在廣州屠殺阿拉伯人的慘痛記憶，泉州開始崛起，但真正代替廣州成為第一大貿易港，則是在南宋時期。
因為南宋遷都到杭州後，杭州便成為了全世界最大的城市。城裡也彙集了大量的達官貴人。海外貿易品就成為了這些人的剛需。而
泉州距離杭州比廣州更近，所以無論是海運還是陸運，都比廣州快的多。
另一方面，而
杭州、明州等港口則因為金軍曾經多次攻入江南，嚴重破壞了兩地及周邊的貿易設施，泉州則距離金軍遙遠未遭破壞。
阿拉伯海商出於航海成本和戰爭風險的多方面考慮，選擇了在泉州進行貿易。所以
泉州能成為第一大港，阿拉伯海商可謂是“居功至偉”。
但是到了南宋中後期，此時阿拉伯人的阿拔斯王朝被蒙古人所滅。傳統的阿拉伯海商已經被更多的穆斯林國家海商所代替。而泉州乃至南宋的國運也迎來了生死攸關的時刻。
現在重點說下一個穆斯林商人：蒲壽庚。
蒲氏家族在宋初移居到了泉州。泉州附近海域，商船甚多，但也滋生了海盜。而宋朝後方官軍戰鬥力羸弱，宋廷根本無力圍剿，再加上南宋初戰爭形勢嚴峻，所以當地的官僚在紹興二十六年（1156）組建了名為“福建左翼軍”的軍隊，但是宋廷根本無力供應軍餉及開支，泉州當地官員只得仰仗穆斯林商人。
蒲壽庚不僅是當地名商，而且擁有“家僕數千”。隨後更是在平定海盜戰爭中因立有戰功而被宋廷任命為泉州市舶司提舉官。之後的泉州在蒲壽庚的管理下，他利用自己的身份與許可權，進一步開展海外貿易的同時還讓眾多的穆斯林外商來泉州居住。
這樣的舉動雖然讓泉州得到了空前的發展，但這樣的發展事實上卻讓泉州成為了穆斯林商人的“國中之國”，在南宋末期扮演了重要角色。
1276年3月，蒙軍攻入杭州，張世傑只得組建流亡小朝廷，到達泉州時，蒲壽庚居然屠殺了在不少泉州的趙宋宗室
（大司馬按：其時居住泉州的趙氏宗室欲借張世傑軍隊奪蒲氏財產，故被蒲氏反殺）
。明初朱元璋大赦天下，但仍下令，將蒲氏後人男子充軍，女子淪娼。
之後，張世傑圍了泉州城70多日，蒲壽庚居然還組織“外商武裝”把張世傑打退了。甚至還給隨後趕來的蒙軍提供了大量船隻，蒙軍也因為得了這些船隻才得以快速追擊張世傑至崖山，最終滅掉了南宋的殘餘勢力。
事實上，南宋的滅亡固然有自身的原因，只不過以蒲壽庚為首的穆斯林商人也算是給了南宋“最後一擊”。
與海貿同步：
盛於元而毀於明
但是客觀上來說蒲壽庚的投降，也使泉州城儘可能的免受了戰爭的摧殘，忽必烈本人也很器重蒲壽庚，並在1277年重新設立了泉州市舶司的時候任命他為市舶司提舉。
比起泉州港免於戰火，廣州則遭遇了蒙軍的多次屠城。所以從元滅宋之後，元廷只得經營泉州港。
而在蒲壽庚掌管市舶司後，這個部門的許可權則被進一步放大。
元廷不僅取消宋代市舶司的部分商品只允許同官方交易的制度，在普通商品上稅收上比宋也更少，
這對海外商人來說，其利潤要比宋代還高，所以來往船隻比宋代更加頻繁。
貿易範圍自然也就更廣，比起南宋海外貿易頂峰時期《諸蕃志》中的58個國家和地區外，元代的《島夷志略》中記載貿易國和地區達到了98個。
另外，在唐宋時期，外商只能作為“僑民”，而元王朝則直接給了戶籍，這也使得外商有了更多的“居住自由權。”所以之後的泉州世界各地的外商人口逐年遞增，其中尤以穆斯林人口為甚。
同時忽必烈還遣使往海外，進行“招諭”，擔任此等重任的，自然又是以蒲氏為首的穆斯林海商居多，而外國使節前來朝貢又多走泉州進入。這樣一來，泉州不僅作為貿易港，更作為行政港出現在了歷史的舞臺上。
除了經濟、行政的職能外，泉州的軍事地位在元初也開始顯現。因為泉州有非常發達的造船業，這裡也成為了忽必烈遠征日本和爪哇最重要的造船廠。所以在
元初泉州在經濟、行政、軍事方面都取代了廣州港的地位，成為了“東方第一大港”。
也好在元王朝不僅地域遼闊，而且自唐以後實現了大統一。為維持統治，元王朝重修了運河與眾多驛路，南宋滅亡之後又興修了眾多水利工程。泉州港的貿易商品也正是由於元王朝便利的水陸交通得以“消化”。
但在歷史的輪迴下，元朝泉州港的命運也和宋一樣：盛也外商，亡也外商。
元末，土地兼併、通貨膨脹、自然天災等王朝末日因素也不可避免的出現了。從泰定三年（1326年）開始，泉州屢遭起義軍攻擊。隨後幾年，泉州均遭旱災。到了至正十七年（1357年），泉州居然還發生一場外商之間的“軍閥混戰”。史稱“亦思巴奚兵亂”。
這年莆田發生了農民軍起義的“陳林之亂”，元廷便派泉州城裡的賽浦丁、阿迷裡丁兩名穆斯林外商出錢組織軍隊去鎮壓，後來起義鎮壓了，但這兩個外商手上有了軍隊之後，便不聽元廷號令，並企圖獨佔泉州。
元廷只得再派泉州城裡的穆斯林商人阿兀納（蒲壽庚女婿）組織軍隊去鎮壓賽浦丁和阿迷裡丁。沒想到“悲劇重演”，阿兀納將賽浦丁、阿迷裡丁鎮壓後，自己又開始擁兵自重。隨後還多次驅逐元廷派去泉州的官員。
直到至正二十六年（1366年）元廷封陳友定為福建行省左丞，陳友定才攻陷泉州，此時泉州才算回到了元廷手裡，亦思巴奚兵亂也得以平息。泉州經過此次將近十年的戰亂，人口凋零，眾多富商遷居別處。
到了第二年，也就是明洪武元年，湯和率領明軍生擒陳友定。隨後明軍攻佔福建全省，只不過屢遭戰火的泉州已經無法再開展航海貿易。再加上明初朱元璋對沿海下達了“禁海令”，泉州只能作為接待琉球朝貢使的口岸來使用。
到了永樂年間，鄭和下西洋聲勢浩大。巧合的是鄭和也是穆斯林商人的後代。而這次浩大的航海工程，使得泉州港作為輔助港口出現了短暫的復興。但是隨著古代華夏最後一次大航海的結束，泉州再次走向衰落
（大司馬按：鄭和的出海是為消滅中國民間海商，由明朝官府壟斷海貿，正是鄭和下西洋本身終結了中國的大航海）
。
到了成化八年（1472 年），泉州市舶司移至福州。經歷了近400年的歷史的泉州市舶司也完成了歷史的使命。此時的泉州港雖然再也見不到宋元時期的繁華，但無疑靠著穆斯林商人崛起的泉州還是給華夏子孫留下了一個曾經輝煌的大航海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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