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時期，受屈原影響的主體還是士人，故探究這一群體的大部分人的境遇也就很有必要。東漢士人隨著君臣關係中君權集中於一人且君權神聖尊貴的意識趨於穩定，社會關係中東漢家族的興盛對士人的要求變化，以及後期名士標榜風對士人的影響，導致東漢士人多處於被動依附狀態，而士人也或多或少受到束縛。

中國古代的君臣關係，以明確有史籍記載的年代看，春秋戰國時期，似乎是一種雙向選擇的關係。這是由於諸侯國的存在，士人得以朝秦而暮楚，不妨說，君臣關係存在著相對的自由。

至漢代，中國君臣關係則為之一變。西漢前期實行部分分封制度，西漢士人猶能在諸侯王中游走。但隨著景帝、武帝對諸侯王的削弱，諸侯王的權力迴歸中央，士人求仕的途徑也不得不趨向於唯一的權利中心。這使得武帝后，士人在君臣關係中的服務物件不再有多選，而趨於單一。

士人的出路繫於一個皇權中心。先秦時期的相對自由的君臣關係，到西漢慢慢轉換為封建專制下沒有選擇的狀態。而到東漢，這一關係已經趨於穩定。士在君臣關係中地位愈加低下而趨於依附。

東漢，儒家思想和讖緯結合，君權神授的思想更加濃郁。東漢和帝之後雖政權動盪，有諸侯王子孫成為中央君王的現象，但權力一直掌握在帝王集團。東漢時期，皇帝實行循吏教化地域風俗等舉措，既擴大了儒家思想影響，也加強了中央皇室的控制。

由此可見東漢士人已經認識到時移世易，為臣的自身地位的下降。君臣關係中相比較於秦漢之前的雙向選擇，以及西漢前期周旋於諸侯的情況相比，君臣關係中，士人也由原來的良禽擇木而棲轉、為良馬冀於伯樂一人。故東漢君臣關係中，臣子只能依附於唯一且高貴的皇權中心。

西漢時期，帝王對宗族的打壓，導致宗族轉而透過個體家族成員，晉升成為士人而提高家族勢力。所以到西漢末期，已經出現了士族。從兩漢之際群起的豪傑就可以看到，士族勢力已經強盛到影響一個國家的建立。

有士族作後臺的東漢士人，相對西漢計程車人有一定的實力，但因為利益的共享，東漢士人的行為不再是個人主義，而轉而因家族利益的牽連而不得不依附家族。東漢政權很多時候也受這樣的家族影響。

東漢士人重視家族的延續，有意識地保全家族的利益，不僅要顧忌家族先輩的意志，又想給子孫留下好的名聲。這就導致了東漢士人在發表自身的意見，表達自己的喜好時會有所束縛。

在東漢朝廷的不推崇、社會主流風氣的貶低；更加之士人處於依附、束縛的情境下，東漢士人仍存在大量模擬屈騷、探討屈原的行為。這一現象或許不失為一個，我們去觀察東漢士人真正的內心世界所憂、所想的窺豹之管。

屈原重修能從政治及個人兩個方面對東漢士人產生了影響，其“忠”的一面在東漢影響有細化的發展，“直諫”方面影響因東漢特殊的社會環境而有所弱化。屈原帶給東漢士人最大的影響，是其不幸遭遇引發計程車人對“士不遇”問題的探索，對命運的思考。

東漢士人雖由屈原遭遇而討論命運，但卻與屈原面對命運的態度不同，東漢士人更多的是將自身不遇放在歷史長河來看待。僅僅將不幸遭遇歸咎於命運，這是一種逃離現實的行為。

自漢始，士人對屈原的評論就有涉及到“士不遇”問題，也有士人深入探討“士不遇”原因。西漢士人多將“不遇”歸根於君王的不識賢才以及小人的讒間。東漢士人繼承了這一觀點卻有不同。東漢士人除將“不遇”歸於小人的阻撓外，更將“不遇”與“命運”相聯絡，在對待“不遇”時呈現出消極的態度。

屈原的遭遇帶給東漢士人的更多的是一種慰藉。在自身不得志的情況下，超脫現實，從歷史長河中得到一個同自己命運相似的前修。與屈原一般賢能的王臣，同樣遭受著與自身相同的命運。在這種淪落人中得到共鳴。

將自身遭遇歸咎於命運，來緩和自身受到不幸對待的悲。出現這樣的“命運論”，原因還在，儒家思想的更深層的影響，東漢皇帝以解讀經書的能力判別官員的優劣，社會以通曉儒學為大家、通儒。皇帝更專門派官員到地方專門以經學教化百姓。

抒發不遇之情計程車人相比官居三閭大夫的屈原，東漢末期士人大多不過一卑微小官，身後可能還繫著家族責任，導致他們既沒辦法直接怨刺，也沒有渠道直達皇帝面呈直諫的可能。唯有將一生的不得意歸於命運，這是用歷史的事例去逃避現實自己所遭受的不幸。而屈原遭遇恰恰能讓不幸計程車人聊以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