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本廠長作品《光緒甲申年的那些事兒》，網上類似文字都出自此部作品，特此宣告。
1884年5月，軍機處大換血了。隨著以李鴻藻、翁同龢為代表的清流軍機集體下臺，取而代之的是禮親王世鐸為代表的一干“濁流”，平日裡熱血沸騰上書要求與法國一戰的清流言官們失去了靠山、逐漸不為太后和新軍機所容。1884年5月8日，新的旨意下達：時任通政使司通政吳大瀓外放會辦北洋海疆事宜、時任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陳寶琛外放會辦南洋海疆事宜、時任翰林院侍講學士的張佩綸外放會辦福建海疆事宜。而這三位，恰恰是當年在中樞李鴻藻、翁同龢軍機時代主戰喊得最響的三位。當這三位仁兄收拾包袱離開京城後，京城裡包括太后、軍機大臣在內的各位大員們不由得都鬆了口氣，這下可以坐下來好好掏掏耳朵了。
清流健將張佩綸
著名作家張愛玲是張佩綸的親孫女
如此想法卻也很好理解，之前是因為中樞清流和相關省份的督撫極力主戰才導致清軍與法軍在越南兵戎相見。如今北寧新敗，主戰派的積極性受到了極大的打擊，眼見得勝後的法軍並沒有順勢向中國國境挺進，反而收縮兵力並要求和談。中樞也因前線新敗、無力抵抗而願意重啟和談，因此和談是當時北京城的主旋律。在這種主旋律的大背景下，再讓這幫清流操縱輿論鼓譟戰爭顯然已不適宜。再者，從人之常情來看：如果在你身邊成天有一個絮絮叨叨的聲音要求你要去做什麼、或者要求你不能去做什麼、你還不能發脾氣，日積月累下來恐怕很少有人能承受得了。
另外，有感於清流的高談闊論，和平時期那他們沒辦法。那麼到了戰端開啟，將他們推到前線就成了“修理”清流屢試不爽、一槍一準的辦法。叫嚷開戰的是清流，那麼就讓清流們上前線自己去面對敵人的炮火，看他們有什麼應對之法。而對於絕大部分清流而言，上前線的下場都好不到哪裡去，遭受打擊幾乎是鐵板釘釘的事情，在本人看來，讓平日裡高談闊論、滿嘴道德文章的清流去前線感受感受真刀真槍的殘酷倒也未必是一件壞事，誰還沒有個“憤青”的時候啊？不過夢總是要有醒來的一天，夢想是美好的，現實卻是殘酷的，懂得現實的殘酷，人才會變得務實，對清流們尤其如此。
借力打力是慈禧太后屹立晚清政壇屢試不爽的手段
但是不為人所知的是：放這幾位清流出京，背後隱藏著更加深層次的政治動機，慈禧藉助中法紛爭的大環境，利用以清流為代表的主戰派彈壓住主和派、將主和派壓得奄奄一息，造成中法之間不免一戰的局面後，然後再把這些主戰派送上戰場，這場戰爭會是個什麼結果慈禧太后心裡跟明鏡似的，透過戰爭、借法國人之手再來修理主戰派。最終主戰派和主和派兩敗俱傷，而最後的勝利者則是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在政治方面的老辣手段令人不得不服。
清流健將，被派往北洋會辦海防的吳大澄
如今，面對要被外放出京去獨當一面，對吳大瀓、陳寶琛和張佩綸而言前途變得變幻莫測：做得好，履歷上有了這麼一筆實幹經歷，那今後的升遷必然更加順暢；但是若做不好，恐怕這輩子的前途就毀在這上面了。此時三人的內心就像打翻了五味瓶，興奮、歡喜、不安、憂慮甚至還有一絲恐懼交織在一起，前面是什麼在等著他們，他們自己都未必有數。
清流健將，被派往南洋會辦海防的陳寶琛
幸運的是，對於吳大瀓和陳寶琛來說他們分別要去的北洋和南洋目前都有重量級的大佬人物坐鎮統籌，有李鴻章和曾國荃這兩根頂樑柱支撐著，他們作為會辦，出了事責任自然不會首先壓到他們的頭上，李總督和曾總督有足夠硬的肩膀可以扛下大部分來。只需小心謹慎、亦步亦趨，能熬過這段提心吊膽的日子再次升遷也是可以預見的事情。
清流健將，被派往福建會辦海防的張佩綸
但是對於張佩綸而言情況則要糟糕得多，他要去的地方是福建，那地方現在正處在中法衝突的風口浪尖，雖說不像越南已經幹了好幾仗，但也早已是黑雲壓城、危機重重。觀音橋事件爆發後，中法關係驟然緊張，《中法會議簡明條款》簽訂後那一片祥和的氣氛被一掃而空、取而代之的是濃濃的敵意和不信任感，新上任的巴德諾公使在談判桌上面對曾國荃一上來就開口兩億五千萬法郎的賠款，並且威脅要佔領馬尾和基隆作為質物，直到賠款兌現後方能歸還。並且拍著桌子威脅道：“如果我們在各點（指的是道歉賠款）上都沒有得到滿足的話，我們是絕對地堅決要使用武力的”。而基隆和馬尾兩地恰恰都隸屬於張佩綸將要去的福建省，壓力之大是可想而知的。那麼，張佩綸到底將如何面對他的未來呢？
都說“性格決定命運”（心理學家容格語），要理解張佩綸將要做出的選擇，那就必須先了解他的性格。
張佩綸，字幼樵，直隸豐潤人，1848年出生在杭州，經過江南水鄉的文卷書氣薰陶使張佩綸年紀輕輕就飽讀詩書、滿腹經綸，使他在“應試教育”中如魚得水，同治十年（1871年）就考中了進士、時年23歲，三年後進入翰林院、授編修，光緒元年（1875年）大考翰詹時，名列二等第三，被升為翰林院侍講，擔任日講起居注官，成了羨煞眾人的大才子。
雖然張佩綸在江南水鄉長大，渾身浸透著書卷氣，但是畢竟他的根在直隸，骨子裡留著北方漢子的直爽和張揚，自認入翰林、成為一名事實上的言官之後，張佩綸骨子裡的張揚立刻迸發出來。憑著一股初生牛犢不怕虎、好論時事的膽氣，加上出眾酣暢的文筆，在渾濁的官場水潭中激起陣陣濁浪。隨著一道道彈劾奏章的送出，一位位官員隨之落馬，從光緒元年至十年（1875－1884年）間，共上奏摺、奏片一百二十七件，其中彈劾大臣和直諫的達三分之一。被張佩綸的彈劾挑落下馬的不乏時任戶部尚書的王文韶（此人在甲午戰敗後接替李鴻章擔任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為人以油滑著稱，有“油浸枇杷核”的諢名）之類的重量級人物（捱過張佩綸彈劾的官員還有內務大臣茂林、首任駐英公使郭嵩燾、吉林將軍玉亮、船政大臣黎兆棠、浙江提督羅大春、貴州巡撫林肇元、戶部侍郎邵亨豫、給事中師長灼等等）。
王文韶是有“油浸枇杷核之稱的官場老油條，也曾在張佩綸手裡栽了大跟頭
此舉猶如螻蟻撼動了大象，張佩綸聲名大振，以致“上下震悚”，隨著被張佩綸挑落馬的官員級別越來越高，張佩綸踩著他們的腦門官也越做越大，1882年張佩綸署理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很快就轉為實授，隨之而來的就是更多的奏摺和附帶的幾個“下崗”官員。1883年5月再獲升遷，成了侍講學士。在中法關係緊張的時候，張佩綸一力主戰，配合地方主戰督撫一唱一和，使得原本還可以迴旋的中法關係走到了如今的死衚衕。
在盛昱參奏張佩綸未果卻導致軍機大換血的“甲申易樞”事件後，張佩綸也不可避免的受到了慈禧的討嫌，正因為張佩綸主戰為最盛，所以老佛爺將張佩綸調去了最有可能爆發戰爭的福建。
1884年6月，經過慈禧的兩次召見，頭上被扣了個好方便做事的三品卿銜，然後在北京南城慈悲庵附近的陶然亭與寶廷等清流同伴把酒惜別後，張佩綸踏上了南下福建的路途。
李鴻章和張佩綸的父親張印塘是一起扛過槍打過“長毛”的過命交情
張佩綸的第一站是天津。在那裡，他遇見了早年和他父親張印塘（字雨樵，道光乙未年/1835年進士）有戰友之誼的李鴻章（張印塘在太平天國暴亂期間任安徽布政使，與在安徽招募淮軍的李鴻章有一段親密無間的合作，因此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面對這位自父親去世後就對他照顧有加的李叔叔，張佩綸也是很記恩情的，他參劾的人再多、也不曾參劾過李鴻章一本，反而在張華奎企圖為父謀取直隸總督之位的時候出手、阻止了張公子的這一企圖。此次南下之所以選擇經過天津，一則因為從天津上船南下到福建比走陸路驛站要快捷很多，二則去拜訪一下對自己多有照顧的世叔李鴻章，三則也是最關鍵的就是趁此機會向李鴻章討教他去福建應該如何應對。
和張佩綸有類似想法的大有人在，當張佩綸抵達天津直隸總督衙門的時候，他驚訝的發現：即將赴任兩廣總督的張之洞和已經就任北洋海防會辦的吳大瀓早已先一步抵達，清流們平日裡時常不把濁流魁首李鴻章放在眼裡，但是到了真正需要自己上陣仗的時候卻又不約而同的找到了這位被沈葆楨稱為“托塔天王”的洋務重臣來“取經”。當真是“道不同卻相與謀”，在實際需要面前，“主義”有時候是可以放一放的。
此時的李鴻章被左宗棠推動的軍機處主張對法強硬的主張攪得很不快活，面對這位世侄的求教，也想不出別的什麼更好的辦法，只是反覆叮囑張佩綸到了福建後要厚集兵力，趕緊將調撥在各地駐防的船政軍艦速速調回船政，速速進行編組訓練，提高整體作戰能力。
“揚武”號二等巡洋艦大比例模型
顯然光說是不可能讓對軍事懵懂無知的張佩綸有什麼直觀的認識，送佛送到西的李鴻章趁著福建方面派來接張佩綸南下的二等巡洋艦“揚武”號抵達天津的當口，李鴻章攜著張佩綸、順帶也拉上了張之洞和吳大瀓登上“揚武”艦出海巡視北洋海防，由天津出發、先後抵達了旅順和威海，會同北洋水師的軍艦進行了一次會操，並且著重向張佩綸介紹了即便是李鴻章自己也十分著迷的魚雷兵器。猶如平時不好好學習或者沒有機會學習的孩子，臨大考前幾天突擊複習，李鴻章對張佩綸的這區區幾天北京填鴨式灌輸似的近代化裝備戰法速成班教學能收取多少效果恐怕也只有天知道了。
李鴻章心中很清楚：就靠這幾天的速成班教學顯然是不行的，作為老友的兒子要赴國難，光有精神支援當然不夠，所以李世叔的實際支援也比較實惠。李鴻章開給張佩綸的禮單包括新式毛瑟後裝步槍一千二百杆，克虜伯75毫米行營炮二十四門，另從淮軍中抽調得力軍官數人一起南下教授福建當地軍隊熟悉使用這些新式武器，可謂體貼直至。在李鴻章的暗示下，張佩綸定下了一條全身而退的法子：“初意將船政、臺事及各處防務查明覆奏，靜聽朝命，召回，中途乞病；不召，設辭乞病，所見頗決”。粗譯出來就是既然南下只是作為會辦，那麼大可當一個純粹的巡視大員、甩手掌櫃，只需例行公事的在福建和臺澎巡視一圈，將沿途所見上奏後就等著朝廷招回他的諭令了；如果朝廷諭令不來，那就乾脆一不做、二不休，來個稱病請辭。打仗本來就是閩浙總督、福建巡撫和福州將軍的事，他們幾位和法國人打得好打得壞和他張佩綸沒什麼直接聯絡。
天下沒有不散的筵席，告別的時候終於到來了，裝載著李鴻章所贈軍火的“揚武”艦，揚帆啟航，在經過上海停泊的時候張佩綸忽然瞭解到中法之間的戰爭已經一觸即發，到這裡骨子裡的清流習氣瞬間就被點燃、催化直至引爆，原來在天津定的方略被他扔到九霄雲外去了。“天將傾、國有殤，斷頭相見又何妨”的豪邁使得張佩綸決心到福建後要幹出一番功業，上報天恩，中抗外敵，下慰一方百姓。於是張佩綸“復志遂初”，在這種豪邁心境的掌控下，“揚武”艦於1884年7月3日抵達了馬尾，對現代戰爭原本茫然無知、現在一腦子糨糊的張幼樵就這麼被趕鴨子上架了。可是馬尾的現狀究竟是個什麼樣子的呢？張佩綸僅僅依靠自己的一腔熱血能應付得過來嗎？
在“揚武”艦即將抵達馬尾的時候，張佩綸內心中希望看到一副官兵一體、軍民同心、嚴陣以待的場景。可是當他踏上馬尾的土地後，眼前的景象讓原本滿懷期待的張佩綸充分理解什麼叫“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了。
何如璋（左四）在駐日公使任上的留影
如在上海定下的決心一般，張佩綸從抵達馬尾的當天就會見了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字子峨，廣東大埔縣湖寮雙坑村人，同治七年/1868年進士，曾任大清首任駐日公使）並視察了船政局廠區，然後從7月4日開始一直到7月11日，張佩綸的足跡遍及福建省省城福州、閩江口各處炮臺、壺江等地，會見了閩浙總督何璟（字伯玉，號筱宋。廣東香山小欖人。1847年丁未科進士）、福建巡撫張兆棟（字伯隆，號友山，山東濰縣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進士）、福州將軍穆圖善（姓那拉塔，黑龍江齊齊哈爾人，隸滿洲鑲黃旗，賜號“西林巴圖魯”）商議了馬尾-福州的防務事宜。令張佩綸極為失望的是，這幾位大員對越積越濃的戰意顯得手足無措，駐紮在馬尾-福州的“凱”字營、“潮普軍”“福靖軍”也是備戰全無，不僅軍隊缺員嚴重、裝備缺乏而且低劣，將領因承平日久早就被磨去了鬥志，戰鬥力稍強的“潮普軍”軍紀又極差，面對精銳的法軍能有多少戰鬥力即便是作為軍事外行的張佩綸也能一眼看出。盛怒之下的張佩綸使用會辦的權力一連撤掉了康長慶、袁鳴盛、蔡康業等好幾位基層將領的職務。在張佩綸看來，他的這些殺雞儆猴的措施，應該能讓軍隊萎靡計程車氣為之一振，在巡視完馬尾-福州防務後，張佩綸提筆寫成了他任事以來的第一封奏疏：“皇上、皇太后拔臣於疏賤之中，授臣以艱難閱完馬之寄，敢不與二三老成激勵諸軍，妥籌戰略，殫誠竭慮，冀釋憂勤”，大有不建大功絕不還朝之意。那麼張佩綸實際上的心態會能像在奏疏中表達得那麼豪邁嗎？
事實上的張佩綸內心卻是充滿了煩躁，除了在向其侄子張人駿和老師李鴻藻的私信中大倒苦水，痛陳福州氣候難熬之外，還順帶把閩浙總督何璟從人品到能力罵了一遍，似乎也預示了馬江-福州防務的危機四伏。
“（何璟）在閩七年，一無佈置，罪無可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