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是一位失敗的英雄。雖然他竭忠盡智、嘔心瀝血，但是最終還是沒有能夠實現他攘除奸兇、恢復漢室的政治理想。可是，就是這樣一位失敗的英雄，在他去世後，卻受到了上至帝王，下至百姓的各個階層的推崇。尤其是在士人階層中，諸葛亮更是成為忠貞的典範，道德的楷模。那麼，是什麼成就了諸葛亮不朽的聲名？是從諸葛亮隱居隆中到病逝五丈原，正是先後四次非同尋常的選擇，成就了他不朽的聲名。
一、身為隱士，選擇有為
在選擇劉備出山之前，諸葛亮是一位躬耕於南陽的隱士。“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道出了他隱居不出的真實原因。身逢亂世，作為一介布衣，諸葛亮只想能夠保全自己的性命，他並不奢求自己的聲名能夠在諸侯間廣為傳播。隱士文化古已有之，最早可追溯到堯舜時代。在社會動盪不安，政治腐敗，戰爭頻仍的亂世，知識分子很難有所作為。因此，隱居成為他們一種無奈的選擇。諸葛亮作為飽讀詩書的一名知識分子，自然會受到隱士文化的影響。
但是除了隱居避世的思想之外，從諸葛亮的志向和言行中看到他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專待春雷驚夢迴，一聲長嘯安天下”，從這兩句詩中可以看出，諸葛亮並不是真的沉迷於隱士的美夢，而是在靜心等待施展才能安定天下的時機。在隱居過程中，諸葛亮也不像其他隱士那樣流連山水，虛度時光，而是行蹤不定，四處遊歷。諸葛亮忙碌的身影，表明他正在為日後的“出山”做著積極的準備工作。第三十七回，“定三分隆中決策”，未出隆中，已知天下大事，正是他心懷天下、積極有為的最好證明。諸葛亮出山後，足智多謀，屢建奇功。不能不說，身為隱士，積極有為的生活，為他日後的成功奠定了堅實雄厚的基礎。
諸葛亮積極入世的儒家思想，與其四位好友的對比中，表現得更加明顯。第三十八回當劉備盛情邀請他的好友出山時，四位好友都婉言謝絕了。他們雖然和諸葛亮一樣，知曉天下形勢，擁有治世之才，但選擇的是無所事事空老於林泉之下。自言樂於耕鋤，懶於應世的諸葛亮，經過一番內心的矛盾糾結後，最終還是選擇了出山。此外，還有一處細節，值得我們注意。諸葛亮即將離開隆中之時，他不忘囑咐他的弟弟要好好耕種田地，“待我功成之日，即當歸隱”。一樣淡泊名利，鍾情歸隱，諸葛亮選擇的是功成身退，而好友卻是不求功成安於身退。可見，同樣是隱士，諸葛亮與好友在思想上有著本質的不同，而這種不同恰恰是“儒家”積極入世與“道家”消極避世思想的根本差別。
總之，諸葛亮作為一位讀書人，他的思想較為複雜，受到儒、道兩家不同的影響。但是儒家始終佔據著他思想的主體地位，而道家只不過是其避禍存身的無奈選擇或大功告成後的人生追求。
二、利鈍相伴，選擇劉備
在諸葛亮隱居隆中的十多年間，天下各路諸侯的政治形勢已十分明朗，尤其是南方的孫權集團和北方的曹操集團。此時，孫權佔“地利”，且繼承父兄的基業，已具備相當的實力。曹操佔“天時”，統一了北方，實力最為雄厚。在曹、吳兩個強勢政治集團招攬人才之際，諸葛亮有很多選擇的機會，憑藉他的聰明才智完全可以登上政治舞臺。可是為什麼他在二十七歲以前一直隱居隆中不肯出山呢？“士伏處於一方兮，非主不依”，諸葛亮的《待時歌》給出了答案，就是因為他有所選擇。由此可見，諸葛亮絕不同於一般的讀書人，“良臣擇主而事”的觀念在他身上體現得尤為明顯。
究竟要選擇什麼樣的“意中人”？在這件事情上，諸葛亮可謂是煞費苦心，用心良苦。“三顧茅廬”是小說中的華章精彩，對不同的人物形象，我們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對劉備來說，體現了他的求賢若渴，禮賢下士；而對諸葛亮來說，則是他對劉備的考驗，考驗他是否值得自己效忠。透過諸葛亮的考驗，劉備表現出如下品質：
（一）誠心
劉備頂風冒雪，不畏嚴寒，三顧而往，尤其在第三次，在諸葛亮“無禮”的情形下，劉備對諸葛亮顯示出了極大的尊重與誠意。當時，劉備四十七歲，以仁義著稱，天下皆知；而諸葛亮二十七歲，躬耕南陽，默默無聞。兩個人在年齡、地位、身份上存在著巨大的懸殊。這份誠心確實是令諸葛亮感動的。
（二）仁心
在地方為政時，劉備已經留下了與百姓秋毫無犯的仁義美名。對此，博聞多識的諸葛亮應該早有耳聞。在“三顧茅廬”中，諸葛亮對劉備的“仁心”有了近距離的感受。當諸葛亮拒絕隨同劉備出山時，劉備“淚溼衣襟”，說出了“先生不出，如蒼生何”這樣的肺腑之言。正是劉備對天下蒼生的這份誠摯情感，最終打動了諸葛亮。作為一名正統文人，士人政治家，諸葛亮選擇什麼樣的主公來輔佐，必定有他的道德標準。而劉備的“仁心”恰恰符合他的道德標準。所以，諸葛亮選擇劉備也就是選擇了道德，選擇了正道，選擇了追求的正義事業。
（三）雄心
在小說第二十一回煮酒論英雄中，曹操獨具慧眼，看出了落魄的劉備是天下的英雄。和曹操一樣，諸葛亮也是慧眼獨具。他清楚地知道劉備之所以不辭勞苦，三顧茅廬的終極原因就是他想幹一番大事業的雄心壯志。自比為管仲樂毅的諸葛亮也只有在雄心勃勃的劉備這裡，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幹，實現自己的人生價值。
諸葛亮選擇劉備，事實證明完全是明智的，二人確立了親密和諧的君臣關係。但事情具有兩面性，正如司馬徽所言，諸葛亮雖然得到了明君，但是“不得其時”，所謂“不得其時”，就是指天時不利，就當時的政治形勢來看，意味著諸葛亮最終想實現他恢復漢室、統一中原的政治理想，其難度可以說是“難於上青天”。不單單是司馬徽有這樣的預測，諸葛亮的幾位好友也同樣有。他們認為諸葛亮出山是逆天而動，註定會奔波辛勞。確實如此，從現實處境來看，劉備將寡兵微，東奔西走，連立足之地都沒有；從長遠目標來看，天時不利，他想統一中原恢復漢室無異於痴人說夢。因此，諸葛亮選擇劉備，從不利的方面來說，意味著選擇了一條與“天時”抗爭的道路，一條很可能勞而無功一敗塗地的道路。
旁觀者對“天時”看得一清二楚，諸葛亮會不會是“當局者迷”呢？並非如此。第三十六回，當徐庶向諸葛亮推薦劉備時，他並不看好劉備，認為跟隨劉備就是去做“享祭之犧牲”，即無辜的犧牲品。既然諸葛亮知道“天時”不利，為何還要義無反顧地跟隨劉備出山？表面看來是為了報答劉備的“知遇之恩”，但更深層的原因是為了實現他所追求的正義事業，他“雖知天命，必盡人事，欲伸大義於天下耳”。諸葛亮知道“天命”不利，但是為了伸張正義之事，實現“興復漢室”的政治目標，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士人肩負的使命責任。再有，諸葛亮篤信“事在人為”，他相信自己的智慧與謀略，“天時”不利未必註定會失敗。在第三十七回諸葛亮對劉備談論天下大勢時，他認為曹操打敗袁紹的原因，除了“天時”，“人謀”也至關重要。因此，“天時”不利，諸葛亮絕對不會“聽天由命”，無所作為，而是要最大限度地發揮“人謀”的作用，化“不利”為“有利”。
值得商榷的是，在諸葛亮選擇劉備這件事情上，大多數觀點認為體現了諸葛亮“知其不可而為之”精神。筆者認為，更準確的應該是“知其有可為而為之”的精神。因為，它體現了諸葛亮自信樂觀務實吃苦的精神。正是依靠這股強大的精神力量，諸葛亮積極謀劃，四處奔走，最終輔佐勢孤力薄的劉備，實現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政治目標。可以說，從出山到輔佐劉備蜀中稱帝（207-221），十四個年頭，就是諸葛亮“知其可為而努力為之”的奮鬥史、成功史。
如果說，諸葛亮出山前身為隱士，選擇有為，體現了他積極入世的精神。那麼選擇劉備，就是將儒家的這種“入世”精神又向前邁進了一大步，選擇正義事業，選擇逆流而上，選擇奮發有為。
三、忠誠事業，選擇北伐
在劉備白帝託孤之後，諸葛亮繼續以驚人的魄力進行著劉備未盡之事業。由此可見，諸葛亮不僅是忠誠於劉備，更是忠誠於自己追求的正義事業。在長途跋涉平定南方之後，諸葛亮沒有選擇偏安一隅，貪圖安逸，而是馬不停蹄地又開始了艱難漫長的北伐征程。諸葛亮選擇北伐，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一是堅定的政治目標，“漢賊不兩立，王室不偏安”；二是堅信“事在人為”，“天時”不利，但絕不能坐以待斃；三是蜀地人才匱乏，等人才凋零之際再去北伐，已為時以晚。
諸葛亮一貫忠誠於自己的事業，而耗時七年的北伐將其“忠誠”展現得最淋漓盡致也最催人淚下。六出祁山，屢敗屢戰，但不達目的，誓不罷休；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經年累月，以致積勞成疾；事無鉅細，親自操勞，非不自惜，恐辜負先帝；“秋風五丈原”，命在旦夕，仍強支病體，出寨遍觀各營；秋風拂面，徹骨生寒，發出了沉重的嘆息：“再不能臨陣討賊，悠悠蒼天，曷其有極！”彌留之際，妥善安排蜀漢大軍的撤退；臥榻上手書遺表，勸勉後主仁政愛民；奄奄一息，昏迷復醒，等待李福，交代朝廷大事。以上種種事例足以表明，對事業的忠誠諸葛亮真正達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正如他給自己立下的誓言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知其可為”，要“為”就要“為”到傾盡全力，“為”到至死方休。無疑，諸葛亮不僅是儒家思想的繼承者，更是儒家實踐精神的發揚光大者。
“出師未捷身先死”，諸葛亮的北伐事業最終付諸東流。但是，與選擇劉備一樣，選擇北伐同樣表現出了諸葛亮“知其可為而努力為之”的精神。在六出祁山的過程中，諸葛亮不斷總結失敗的教訓，及時調整自己的北伐策略，蜀漢敵對雙方互有勝負。之所以北伐最終沒有成功，和“可憐天不助英雄”有極大關係。假如諸葛亮的壽命能夠再延長十幾年，北伐成功不是沒有可能。
忠誠事業，選擇北伐，更加彰顯了諸葛亮不計利鈍的崇高品質，他的精神人格在不斷地超越不斷地提升。
四、恪守臣道，選擇撤退
為完成北伐大業，當諸葛亮不遺餘力全力以赴時，他會隨時面臨各方阻力，而最大的阻力便是來自後主劉禪。三出祁山，均以失敗告終，而四出祁山迎來了難得的轉機，蜀軍大獲全勝士氣高漲，魏軍卻被打得丟盔棄甲抱頭鼠竄。但就在距離成功一步之遙功業唾手可得之際，卻接到了後主劉禪班師回朝的一紙詔令。是進還是退，是抓住戰機不顧君命還是放棄時機服從君命，在正好建功和完善道德的兩難之間，諸葛亮陷入了生平最大的艱難抉擇當中。但最後為了維護“忠”的人格，恪守臣道，他還是放棄了千載難逢的建功良機。作為一名士人政治家，諸葛亮雖然渴望千秋功名，但是他把名聲道德看得更為重要，他不允許忠臣的名節有任何的道德瑕疵。可見，在成就事業上，諸葛亮在不斷地挑戰著自己，在道德人格上，他同樣也在不斷地挑戰著自己。因此，諸葛亮的忠貞，既有對事業的無限忠誠，也有對君王的無限忠誠，當二者發生矛盾時，他會忍痛割愛，選擇後者。
在《三國演義》中，諸葛亮雖然是一位“智絕”，但是在智慧謀略上，與他旗鼓相當的人物大有人在，可是，在人格道德上與之相比，無出其右。智謀足可與諸葛亮爭鋒的曹操、司馬懿，他們在羽翼未豐之時無不表現出對君王、朝廷的忠心耿耿，但是隨著大權獨攬，私慾膨脹，篡權的野心日益暴露。而諸葛亮在後主劉禪執政時期，同樣是權傾朝野，但是他的“忠貞”卻從未有過一絲一毫的改變。不僅沒有改變，比起對劉備的忠誠，他對劉禪的忠心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杜甫的詩句“兩朝開濟老臣心”，正是對諸葛亮這種忠君思想的高度盛讚。
選擇是一個人重塑的過程。選擇有為，選擇劉備，選擇北伐，選擇撤退，一次次的選擇，構成了諸葛亮人生的軌跡，也成就了他理想的人格。四次選擇，正是諸葛亮人格外化、提升臻於至善的過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