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是一個積極進取、勇於革新的君王，他即位之初並沒有盲目崇拜父親康熙帝，而是把自己和父親作了一個比較，他說自己什麼都比不上父親，唯獨在官風民情上知道的多一點。原話是：“朕當了當了很多年親王，凡是臣下結黨施行奸計，相互徇私包庇，陽奉陰違，等等各種惡習，都是朕親眼所見的，歷史上從藩王當上皇帝的人沒有幾個，如漢文帝等人，朕的見聞，要比他們多得多。”

雍正帝對他在當親王的經歷頗為自負，這還真不是自我吹噓，而是有理由的。他在康熙時期奉旨處理過一些政事，雖然事情不多，當時已經讓他了解了現實情況，產生他的政治思想。而這些經歷，對他即位後施政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雍正帝實施的改革，做出了許多政績，勇敢地向各種各樣的官僚集團發起了進攻。主要措施大致有四個方面：

第一，為了保證政治綱領的實施，雍正加強君主集權，“願以一人治天下，不為天下奉一人”，迫切地表露了他對集權的渴望。

“人治”是雍正統治思想的核心，他強調一方面要有一個好皇帝，另一方面皇帝要會用人。好皇帝的標準是四個字——勵精圖治。這樣才能避免宦官專權和朋黨之爭，同時“人治”又需要一支良好的官僚隊伍。

雍正元年，御史湯之旭上奏請求規定天下統一的法律條款，雍正回答說：“你說的雖然也有道理，但是治理天下的事情，關鍵還是要看人，只要有了合適的人，就算是沒有律例也能很好解決問題。如果沒有合適的人，就演算法律再健全，也只不過是多了一些舞文弄墨的人罷了。”

法令制度的制定者和執行者，兩者對於國家治亂的關係，雍正把人看成是重要因素，而法的作用則取決於從政者的實際情況，是次要的。他還認為，一項法律實行太久的話，就會產生漏洞，所以不能完全依靠法律，需要有賢能的人在適當的時候把它更改過來，才能免除弊病。“有治人，無治法”自從被荀子提出來以後，歷來被統治者所信奉，雍正也是如此，他的這些觀點，明確把“人治”凌駕於“法治”之上。

從現代的角度看，雍正的這套理論當然是錯誤的，因為人是感性的，不能保證始終可靠。但是從當時的社會環境來看，也有合理的地方，那時的主要產業是農業，廣大的勞動人民被限制在土地上，百姓和統治者之間的地位並不平等，對於法律沒有發言權，所以法治在封建社會不可能真正實現。雍正帝主張勵精圖治，重視官吏的品德和才能，從而對他們進行任用。

第二，為政務實。

雍正即位一週年的時候，告誡臣下說：“治理國家最重要的原則，就是腳踏實地去辦事，做實事，而不是博取虛假的美名。朕自從登基以來，時時刻刻想的是澄清吏治、百姓安居樂業，而不是為了名聲。”

強調務實就必然會反對沽名釣譽，雍正帝對官場中流行的追求名利兼收的做法非常不滿，一針見血地指出有些官員講的“實”是個人非法所得，而不是國計民生；官員講的“名”，是官爵，而不是實心從政應得的美名。

第三，興利除弊。

雍正主張革新政治，剔除前朝積弊，形成國富民殷的盛況。他不僅看到了康熙朝的問題，而且深知其淵源，絕非一朝一代所形成，所以他的改革胃口很大，宣稱：“朕要澄清吏治，務必要提振數百年來頹廢的風氣。”他所要清除的不良風氣，主要是吏治不清和與之相關的科舉腐敗，民間陋習。這和康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政策形成強烈對比，主張多事，銳意革新，是雍正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第四，嚴猛的政治風格。

雍正認為寬仁或者嚴猛，都應當從實際情況出發，他即位時剛剛經歷過康熙朝數十年的寬仁時期，人心變得鬆懈，各種弊端都出現了，為了掃除前朝的弊端，他採取了嚴猛的政治措施。

他在鄂爾泰報告土司叛亂的奏摺上如此寫道：“且猛做去，寬之一字乃上天之恩，若容寬時得有可寬之日，乃爾我君臣之大福，天地神明之殊恩也。”在整治吏治時，對待貪汙的官員，雍正毫不手軟，為了彌補地方和國庫虧空，他將涉事官員革職、抄家。

但有的時候，雍正也講究寬嚴結合。他對湖廣總督楊宗仁說：“你們這些封疆大吏，在處理政務的時候，一定要寬嚴結合，讓士兵和農民對得到修整的機會。”講究寬仁的，就不會提起嚴猛，寬仁好聽，容易被人擁護，雍正說寬嚴結合，其實是用寬仁來掩蓋嚴猛的事實。

在康熙死後的第七天，雍正帝登上太和殿，頒佈即位詔書，正式行使皇帝職權。當時雍正四十五歲，正是人生的壯年。雍正元年正月初一，皇帝在養心殿一連發出十一道治吏諭旨告誡他們：要治理國家，首先在於吏治。這是對於全體臣民的警告，這十一道諭旨，標誌著雍正朝將出現新的氣象。

雍正推行的新政，雷厲風行，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清朝的吏治煥然一新，前朝積累下來的弊端得以清除。但雍正畢竟沒有觸及封建社會的根本矛盾，這就說明他的改革只能是對前代的調整而已，不會從根源上解決社會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