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一生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權謀超過袁世凱。尤其是削弱地方勢力成績卓著，其中如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劉湘，都是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從來沒有人能奈何他〔劉文輝、劉湘叔侄之間爭奪，最後還是劉湘佔優勢〕，但碰到了蔣介石，就都被搞得四分五裂，不是土崩瓦解，就只得抱殘守闕。蔣介石在抗戰之前所辦的廬山“軍官訓練團”的確收極大的效果，許多地方集團的中級將領〔師旅長〕到廬山受了幾個月的訓，心就變了，傾向於蔣介石了。蔣介石的嘍囉們，說是“由於委員長的人格偉大，他們受了委座的精神感召，所以心悅誠服地歸向中央”。

蔣介石常常講“精神”和“道德”，他的言論中充滿了唯心論的色彩，但在實踐方面卻是庸俗的機械的“唯物論者”，如誇張“日本可以三日滅亡中國”，沒有飛機就不能打仗之類，就是一個例子。蔣介石的道德如何，是否“足以服人”，他自己知道得最清楚，他究竟用什麼“精神”能“感召”別人傾向他呢。

據熟悉廬山訓練團內幕的人說，蔣介石的“精神感召”過程如左：

廬山訓練團的教育課程包括蔣介石的訓話在內，都是官樣文章，主要的工作是派許多隱藏的特務分插在各班，瞭解地方將領的生活、歷史、財產及與地方長官的關係，特別是長官和他的經濟關係，曾經給他發過多少財。到訓練完畢，蔣介石即分批接見受訓的將領，簡單詢問一些部隊的疾苦，說些好話，無非是關心他們，愛護他們，有什麼困難一定代為解決等等的官面話，這就是所謂“個別訓示”。“個別訓示”之後，受訓將領就要整裝回防了，蔣介石的侍從室就分別有人去訪問他們，說“委員長特別關心你，所以叫我單獨送些路費”。這一筆路費，一般是收受人一生沒有經過手的大數目，對西北軍和晉綏軍一類的窮軍官，數目是十萬二十萬元。對四川軍廣東軍一類的較富庶地區的軍官，則多到八十萬或一百萬元，反正這一筆錢比收受人的全部財產還要多。收受者拆開封套，看到這樣一筆大數字的支票，不由得神經為之震驚，疑惑自己的眼睛有毛病，怎麼看花了。於是他的“精神”就開始被“感召”了。接著再想“我跟了某某人〔原來的長官〕十幾年，或幾十年，為他出力拼命，他從來也沒有給我搞到這許多錢。或者是某次我搞了一大筆錢，結果大部份被他拿去了，我只落得很少一部份。或者是某一地區是很有出息的，我能駐防一年半年也可以得到不少油水，但他一定要調劑別人而不肯調劑我。過去我那一次為他拼命，那一次救了他的危險，他卻待我如此吝嗇刻薄，實在太對不起人了。蔣委員長，我沒有為他做過什麼事，他卻送我這許多錢，可見他待部下的厚道”於是這個人的“精神”之被“感召”，就更深一層。最後回去時，侍從室經手送“路費”的人要介紹一兩位親戚朋友，拜託安插一下，拿到“路費”的將領當然滿口應允，於是隨著特務的打入，日夜宣傳“中央化”的利益及挑撥原來隸屬關係間的惡感，這位將領的“精神”就完全被蔣介石“感召”去了。

這就是蔣介石“精神感召”的全部過程，及其“偉大人格”的具體“影響”。這就是廬山的所以成為蔣介石集團的“聖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