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人印象中，曹操是北方霸主、一代梟雄。無論從他的政治、軍事行動，還是詩歌創作中表露出的心志，都能看到這位雄主的意氣風發。但鮮少有人注意到，曹操在創業早期也曾無比艱難。

就是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初始階段，曹操非但沒有比以往輕鬆，反而要伏低做小、左右討好。或許有人會問：曹操能在亂世初期快速崛起，不正是因為“挾天子以令諸侯”帶來的諸多好處嗎？為何在一開始，他過得卻如此艱難呢？

這不得不提到，曹操迎奉天子後，到底面臨了哪些壓力和難題。

壹

袁紹的壓力

第一個向曹操發難的，正是他的“保護傘”袁紹。本系列前一篇已指出：獻帝東歸洛陽，袁紹也是贊同的；且早在毛階、荀彧之前，袁紹的謀士沮授便已經向他提出了真正的“挾天子以令諸侯”計劃。見《三國志·袁紹傳》注引《獻帝傳》記載：“且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畜士馬以討不庭，誰能御之！”

儘管袁紹大“悅，將從之”，但他還是未能實現這個計劃？從時局來看，不外乎這麼幾點理由：

首先，袁紹暫時抽不出精力。正如他自己所說：“冀州方有北鄙之警。”獻帝東奔期間，正是公孫瓚與袁紹“互相拉扯”的關鍵時刻；公孫瓚成長於邊地，戰鬥力剽悍，是袁紹一統河北期間的最大“刺頭”。而問題的關鍵是，袁紹不僅要面臨公孫瓚的虎視眈眈，還得分出精力來鎮壓這邊鬧情緒的“小弟”臧洪。

張邈之弟張超，曾為臧洪故主，後與張邈與陳宮等人聯合背叛曹操，改奉呂布為主。曹操重新奪回兗州後，滅盡張超三族。而在此之前，臧洪為了拯救自己的故主，曾多次向袁紹請命，均未獲得准許。東漢時期，士人為舊主復仇已成一時“潮流”；眼見張超被殺，臧洪“心態崩潰”，以東郡為根據地反抗袁紹。又因為東郡原是曹操老巢，後來被分配給了臧洪，所以此地仍有充足的糧食與軍械儲備，以至於“紹興兵圍之，歷年不下。”

其次，袁紹與漢獻帝有舊怨。他與董卓的分歧，正始於少帝之廢立。漢獻帝這邊剛登基，袁紹便拉了一夥關東軍閥“搞事情”。後來，袁紹還曾打算另立幽州牧劉虞為帝，只是後者世受皇恩，不肯加冕，袁紹這才有了“挾天子”的打算，是以他心裡還是有些犯嘀咕的；加之公孫瓚、臧洪“搗亂”，袁紹最終未能在第一時間內下定決心。

當然，袁紹沒有立即去做，也很可能是因為，他想摘曹操的“桃子”。君不見，漢獻帝前往許都後，袁紹不止一次提出：把天子弄到自己的地盤上來。但曹操也不傻，他辛辛苦苦、用盡手段才弄來的“王牌”，憑啥說交就交？

袁紹想要，曹操不給，兩人之間的隔閡就更深了，這正是袁紹帶給曹操的壓力。彼時，曹操立足未穩，仍需盟友袁紹支援，以至於後者還能時不時“恐嚇”一下曹操。

據《後漢書·袁紹傳》記載：“於是以紹為太尉，封鄴侯。時曹操自為大將軍，紹恥為之下，偽表辭不受。操大懼，乃讓位於紹。（建安）二年，使將作大匠孔融持節拜紹大將軍，錫弓矢節鉞，虎賁百人，兼督冀、青、幽、並四州，然後受之。”

曹操主動把大將軍讓給袁紹，足見其能伸能屈；而與之相比，袁紹的“撒潑”之舉便顯得有些幼稚了。

貳

董承的威脅

對曹操而言，袁紹的外部壓力倒還不算什麼，畢竟有袁術、公孫瓚、黑山軍張燕在，兩人還需要一致對外；真正令曹操頭疼的，反倒是遷都到許的漢獻帝。須知，漢獻帝不是孤家寡人，他是帶著自己的“小朝廷”來的。這其中，不乏有一些頗有影響力的名士、大儒；當然，對曹操最有威脅的，正是董承。後者率領的西涼軍殘餘力量，讓曹操難以將勢力順利滲透到後宮當中。

據《後漢書·皇后紀下》記載：“操後以事入見殿中，帝不任其憤，因曰：‘君若能相輔，則厚；不爾，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舊儀，三公領兵朝見，令虎賁執刃挾之。操出，顧左右，汗流浹背，自後不敢復朝請。”

這是網路上流傳頗廣的一個“梗”。漢獻帝一句話，如何能嚇得曹操汗流浹背、俯仰求出？首先能肯定的是，這件事必然不是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後，那時的曹操就算沒有統一北方全境，但也擊敗了袁紹，實力暴漲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因此，這件事只可能發生在建安五年（200年）之前。

那時，曹操雖然在朝中插滿親信，卻無法對後宮中的漢獻帝如何，蓋因國舅董承早早複製了宮中宿衛；曹操進宮要見漢獻帝，相當於把身家性命交到董承手中。若此時的董承能下定決心誅曹，曹操未必能留個囫圇之身。於是，這才有了“曹操看漢獻帝臉色”的經典名場面。這背後反映出的，正是曹操在迎奉天子入許時的窘迫境地。那麼，後來的曹操又是如何破局的呢？

叄

戰爭、名義與地位

縱觀曹操一生，他所贏得的勝仗，不僅僅讓他得到了地盤、戰將與諸多人口這麼簡單，其背後的深層次意義還在於：曹操能借此蓄勢、養名，進而一步步提高自己在朝堂上的地位與話語權，並最終為自己的僭越之路掃清障礙。

與諸葛亮、司馬昭相比，三人都有一個共同特點：那就是借戰爭為由，轉嫁政權內部的不合聲音，將矛頭先一致對外；曹操征討中原群雄、諸葛亮屢次北伐、司馬昭興兵伐蜀，都在不同程度上掌握了聲名大義。其邏輯在於：誰主持戰爭，誰就擁有更大的話柄；倘若能取得戰爭的勝利，與其他人享受勝利果實，主持者的威勢、聲名就能進一步得到上漲。

曹操初迎獻帝，內憂外患，並沒有著急解決董承這個不穩定因素；相反的是，他在第一時間內利用天子詔令，或遙控呂布、劉備、孫策夾攻袁術，或是親自出手，相繼解決呂布、張繡等敵人。

在取得勝利後，曹操的軍事實力不僅更上一層樓，還能助長其在朝堂中的威望；這正是曹操明明早就當上司空、位列三公之一，卻仍等到建安十三年（208年）徹底平定北方以後，才光明正大恢復丞相之職的一個主要原因。

同理可知，曹操擅殺名士的前後階段，也必然伴隨著勝仗：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掃除袁氏餘黨，進大漢丞相，後誅殺大儒孔融滿門；建安十六年（212年）曹操平定關中，於次年“入朝不趨，劍履上殿”，荀彧旋即飲藥自盡，“明年，太祖遂為魏公矣”。及至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取漢中，又封魏王，同年六月，河北高士、清流代表崔琰下獄而死。

打一次勝仗、再宰個有分量的名士殺雞儆猴，曹操的政治地位就能順利向前一步。建安五年（200年）前後，曹操相繼解決袁術、呂布，大定河南；而他選擇的物件，正是偷偷在私下底搞小動作的董承。

話雖如此，董承也未必就是忠臣；拋開《三國演義》的濾鏡，董承這個邊地軍閥，同樣是個不懷好意的野心家。至於其中原委，敬請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陳壽撰，裴松之注《三國志》；范曄撰，李賢注《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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