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華錄》人均一進士，宋朝考公很容易嗎？

向上，還是向下？宋朝人的階層焦慮。

撰文 | 王一平

《看天下》雜誌原創出品

熱播劇《夢華錄》中，出身幾乎是個繞不開的話題。劇中所有重要角色都為出身所困，併力圖擺脫身份枷鎖，逆天改命，實現階級躍升。

《夢華錄》男主角顧千帆（陳曉飾）18歲中進士，由文換武后因屢破重案，年紀輕輕就身居六品，又被皇帝破格特許“借緋，賜銀魚袋”，晉級皇城司副使。他不願享受父輩蔭庇，靠自己殺出一條血路，著實令“小鎮做題家”們羨慕。而《夢華錄》主線講述三個出身底層的女性透過經商改變命運。

很多歷史學家給予宋朝極高的評價。黃仁宇認為，宋代興起後，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錢穆則稱宋以前可稱為古代中國，宋以後則是純粹的平民社會。

那麼，宋朝人的階級焦慮比當代人少嗎？他們實現階級躍升的途徑又有哪些呢？真實情況遠比電視劇更復雜，也更殘酷。

《夢華錄》劇照。歐陽旭

科舉：“小鎮做題家”的逆襲之路

宋朝將臣民分為“官戶”與“民戶”，“官”與“民”涇渭分明，差別極大。因而，對於宋朝的大多數普通人來說，想要改變命運就要實現從“民”到“官”的飛躍。某種程度上，宋朝人的階級躍升相當於現代人的“上岸”。那麼，宋朝人怎樣才能“上岸”呢？

如同今天的“考公”，科舉考試亦是宋朝平民“入仕做官”的主流路徑。“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講的便是科舉幫助普遍人改變命運。

宋代科舉門檻放寬，每年錄取的進士數量幾乎是唐朝的五倍，客觀上有助於中下層實現階級躍升。名句“書中自有顏如玉，書中自有黃金屋”相傳正是宋真宗趙恆為鼓勵寒門學子所作，可見宋朝科舉氛圍之濃厚。

宋代科舉推行“自由投考”，幾乎所有男性都可以報名參加。同時，科舉也是朝廷選拔官員的重要途徑，北宋71位宰相中，便有65人都是科舉出身。

除此之外，宋代的科舉為促進公平，採取了一系列嚴格的防作弊手段，比如封閉考場，密封試卷，安排技術謄抄等。考生的名字被封條密封，答卷則由抄手用統一的紙墨和字跡抄寫後再交予考官，防止考官透過字跡辨認出考生。

嘉祐二年（1057 年），歐陽修在做禮部省試主考官時，見到一份極賞識的試卷，以為是自己的學生曾鞏所做，為避嫌將其放在第二名，開卷後才發現是蘇軾，遂對老友梅堯臣感嘆：“讀蘇軾書，汗出，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這就是成語“出人頭地”的來源。

可以說宋代的科舉為普通人提供了一個相對公平的上升渠道，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說：“一個人無論家庭出身多麼平凡，只要他足夠努力，就可以透過某種公開、穩定、制度化的通道實現自身和家族社會地位的提升。”今人熟知的范仲淹、司馬光等人都透過科舉改變了自身與家族的命運，科舉看似讓“小鎮做題家”也能成功逆襲。

然而，儘管報名不限出身，但“出身”仍然很大程度上影響著考試結果。宋代的“寒門貴子”也並沒有想象中那麼多。有學者統計，宋代118位文舉狀元中，家世不詳者佔43。2%，官宦子弟佔42。4%，而寒門出身者只佔14。4%。

研究指出，不同階層的讀書人在科舉之路上擁有的資本差距懸殊。科舉考試耗時長久，參加多場考試的路費和住宿費等，對寒門子弟而言是極大的支出。《夢華錄》中，寒門出身的歐陽旭若沒有趙盼兒的經濟支援，壓根不可能再次參加科舉，最終中得探花。

此外，官宦子弟可以透過家族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如私人老師、珍藏書籍、師資良好的官學等，這些都是寒門子弟夠不到的。大多數寒門子弟只能入讀資源較差的私學，也無法享受某些考試中官宦子弟名額上的優待。

“出身”不僅影響科舉結果，也影響著後續的升遷。在宋代官員的職業生涯中，從地方上的幕職州縣官升至中央的京官極為關鍵。而要想實現這一步，必須有五封朝中官員的推薦信。對於官僚後代而言，憑藉家族資源獲得五封推薦信輕而易舉，然而對於寒門出身的第一代官僚卻是極難的。蘇軾便曾誇張地說：“我為了得到一封推薦信，殺人都敢幹！”

《夢華錄》中，顧千帆為更快升遷，在考中進士後棄文從武。對於沒有家世背景的寒門學子來說，這是一條可行的出路嗎？

歷史上平民透過從軍征戰功成名就的例子很多，如唐朝名將薛仁貴。薛仁貴從軍不久後，普通立功軍人的上升之路就日漸堵塞。尤其宋以後文武分治，形成了文官高於武官，武官高於普通軍官的鄙視鏈。從中央到地方的主要官職多由文官擔任，文官最高可至宰相，武官再高也到不了宰相。宋仁宗時，范仲淹因指揮作戰有功，仁宗想將他從文官轉至武官，范仲淹多次婉拒，正是出於仕途考慮。

普通軍官地位更低。宋代推行募兵制，募兵即為職業士兵，來源主要是軍人子弟從軍、平民接受招募以及罪犯充軍，完全靠國家財政養活。他們通常要面涅（在臉上刺字），刺的內容多為軍隊番號，使其區別於普通百姓，也防止他們從軍中逃亡。臉上刺字常代表刑罰，使得他們被隔離出正常社會。

學者們普遍認為，鑑於五代教訓，宋廷對武將有深入骨髓的猜忌。抑文輕武的任人取向甚至影響到民間的社會風尚。宋仁宗時，募兵出身的狄青曾一度官至樞密使，手握軍權並受到士兵愛戴，但他卻受到歐陽修的彈劾從而被貶職，因為一個募兵出身的人手握大權被認為是危險的。因而，宋代的寒門學子要透過“棄文從武”實現階級躍升恐怕不太現實。

大體而言，宋朝科舉制度雖然看上去公平公正，但“小鎮做題家”想要憑科舉逆襲難度仍然極大。正如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包偉民所說，宋代考科舉的人很多，但可能99%的人都像范進一樣，多年不中。

《夢華錄》中顧千帆身穿官服。

考試不行怎麼辦？有關係/錢也行

儘管宋朝科舉制度存在很多弊端，但整體上，進士出身仍是最光彩的。《夢華錄》中，顧千帆便因為進士出身而被當宰相的父親高看一眼，他同父異母的兄弟們則因為科舉失敗而受到父親冷待。

雖然想在科舉中脫穎而出並非易事，考不上進士的官僚子弟們卻可以透過“關係”進入官場。在現代社會找關係是不正當的行為，而宋代“關係戶”們則是透過“蔭補”制度正大光明地“走後門”。

蔭補，又稱門蔭、恩蔭、蔭子等，是指帝制王朝中官僚階層與貴族後代因為皇帝“施恩”，不參加科舉考試也能獲得官職。

宋代幾乎可以說是蔭補最為氾濫的朝代，清人趙翼曾說過，“蔭子固朝廷惠下之典，然未有如宋代之濫者。”宋朝蔭補名目繁多，花樣百出。皇帝生日會大行蔭補，三年一次的祭祀會蔭補，皇親國戚與后妃可以申請蔭補，大臣們退休或辭職時可以申請蔭補，官員突發疾病或臨死之際亦能為家人後代申請蔭補。官位越高，蔭補的人數也越多，可謂“一人得道，雞犬升天”。

例如，史料記載宋仁宗時劉太后臨朝稱制，透過她的關係得到蔭補者多達80人。諫官為此上書批判，卻全被劉太后貶黜。由此可見，宋代官場的“關係戶”不僅數量眾多，“後臺”也十分強硬。到宋寧宗嘉定6年（公元1213年），進士出身的官員有5300人，而蔭補出身的官員竟然有17121人。包偉民也指出，宋代官員中蔭補出身者佔比甚至超過60%。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關係戶”代表著宋朝官場的基本盤。

有關係卻不會讀書的權貴後代輕輕鬆鬆就能“上岸”，那不擅長讀書的普通人呢？有錢也行。宋代工商業發達，宋真宗時的首都東京“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很多官員積極參與商業活動，如宰相趙普等。

不過，儘管當時一些有識之士如范仲淹等已經開始反思“農本商末”的觀念，但整體社會觀念依舊遵循著“士農工商”的排序，商人處於末流。宋仁宗曾想將富商之女陳氏納入後宮，但朝臣皆以陳氏為商人之女，屬於“賤者”為由，上書勸諫，仁宗於是作罷。《清平樂》中便講述過這個故事。

《清平樂》中的陳氏。

儘管宋初商稅較輕，但政局穩定之後便開始恢復重稅，並透過鹽法等不斷壓榨商人利益，宋徽宗朝尤為嚴重，以至於當時許多鉅商富賈“家財散盡，赴水自縊，客死他鄉”。甚至，商人的衣食住行也受到限制，官員可以佩戴金帶、玉帶，而商人只能佩戴鐵角帶；商人坐轎子，抬轎子的人也不能超過兩個。

因而，為提高社會地位，宋代商人常透過入仕做官來實現階級流動。除科舉外，商人們還有兩條捷徑，其中最直接的便是買官。買官即捐納，由於宋朝戰事不斷，軍費支出巨大，所以朝廷經常透過“賣官”來增加財政收入。如哲宗三年（1100年）的官職便明碼標價，有6000貫、4500貫和3200貫三個檔次。

除了買官，宋代商人也常透過與官僚階層及宗室聯姻的方法改變出身。如當時有很多“宗室以女賣婚民間”，破落的宗室需要錢，富起來的商人需要地位，兩者自然一拍即合。

正如趙冬梅所說，“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的觀念在宋朝逐漸固定下來。這也正是《夢華錄》中孫三娘極力反對兒子經商，堅持讓其讀書考進士的重要原因。

《夢華錄》劇照。

表面上看宋朝人實現階層流動的方法很多，但一個人想要改變出身，要麼天資聰穎、寒窗苦讀，要麼有錢或有關係，這些都不是易事。再者，宋朝人向上流動的終極目標是“入朝為官”。歸根到底，天下終歸是趙家的天下，即便官至宰相，被罷免也是常事。皇權之下的階層流動，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也只是天子的維穩之策。

“上不了岸”的宋代女性如何向上流動？

無論是科舉，還是買官、蔭補，都只面向男性。那宋朝的女性有無參政的可能？當不了“公務員”的宋代女性要如何實現階級躍升？

買官制度一直延續到清朝，《甄嬛傳》中安陵容的父親便透過買官當上了縣丞。

科舉為中低層的男性提供了一條向上的通道，而同樣處於底層的女性則沒這麼好運了。如《夢華錄》中，宋引章是身在樂籍的官伎，在宋代屬於“賤民”，脫籍從良是她最大的心願，也是她實現階級躍升的關鍵。劇中，宋引章的脫籍之路十分坎坷，現實生活中，宋代官伎想要脫籍同樣不易。

宋朝並未形成官伎脫籍的具體標準，一般來說，歸屬中央的教坊司官伎想要脫籍難度較大；而地方官伎則相對容易一些，獲得有一定品階的地方官員許可即可。

如蘇軾在錢塘做地方官時，官伎陳狀以年老為由請求脫籍，便獲得了蘇軾的許可。杭州官伎周韶也曾在宴席上請求官員蘇頌允許她從良，蘇頌讓她當場作詩，她立刻提筆寫就“開籠若放雪衣女，長念觀音般若經”，將自己比作困在“籠中”的“雪衣女”。在場賓客讚賞其才華，於是便允許其脫籍。

《夢華錄》劇照。趙盼兒

從良後的官伎大多選擇以嫁人的方式徹底改變自身的階層，如《夢華錄》中，脫籍從良的趙盼兒便希望可以嫁給士大夫階層，戴上鳳冠霞帔。史料記載中這樣的例子雖然不多，但也有一些。如歷史上有名的抗金英雄梁紅玉，她本是將門之後，北宋末年因戰亂家道中落，淪為教坊官伎。此後嫁於南宋名將韓世忠，在抗金戰爭中立下功勞，被封為安國夫人，徹底改變了自己的命運。

不過，梁紅玉這樣的例子畢竟是少數。大多數樂籍女子難以從良，只能與“賤民”階層通婚，且世代為奴。

官伎內部同樣有等級之分，等級較高的官伎可以過上較為優渥的物質生活，如《東京夢華錄》中記載，“妓中最勝者，多在南曲。其曲中居處，皆堂宇寬靜，各有四廳事，前後多植花並……”而想要成為名伎，除了年輕貌美、有一技之長之外，最重要的便是獲得士大夫階層的認可，如蘇軾、柳永等文人都曾先後向官伎贈詞，獲得贈詞的官伎便相應地提高了身價。

整體而言，處於社會底層的樂籍女子想要實現階級躍升，幾乎只能仰仗有權勢的男性。上層的女性想要獲得更大的空間，參與到公共領域，則主要靠“母憑子貴”。

學者王揚認為，上層階級的女性從妻子變為母親後獲得“母權”，與父親共享家長權。宋代透過法律確立了母親的家長權，也確立了“母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具體而言，士大夫階層的家庭中，母親對子女有教育、訓誡和主婚的權利，對家庭的生產勞動與財產具有管理權，並且享有立嗣權，可以決定家族的接班人。

更高層的皇家女性則以“母后”的身份直接參與朝政，進入公共領域。宋朝女性參政的傳統始於開國皇帝趙匡胤之母劉太后，雖然劉太后並未真正主政，但她積極參與國事，在病危之際叮囑趙匡胤傳位於其弟，而非年幼的兒子，從而避免了幼主當政可能帶來的政局動盪。由此，劉太后開了先河，成為皇家女性參政的依據，宋朝前後有九位太后臨朝主政。

大體上，這些貴族女性透過參政促進了社會穩定，發揮了自身才能，也突破了封建社會的性別壁壘。但與此同時也應看到，宋朝的母后參政大多是危難之際的權宜之計，當皇帝根基不穩時，母后才能以輔助者身份獲得政治權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