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知道歷史的進步是有明確解釋的，唯物歷史觀認為，生產關係更合適生產力發展要求，就是歷史的進步。當然這句話也很好理解，當社會制度有利於生產發展的時候，我們就可以認為這是歷史的進步。

那，為什麼說世襲製取代禪讓制會是歷史的進步？

我們知道，禪讓制是一種看上去更加公平的制度，它的存在，放棄了家族關係甚至是連帶關係，將統治者的選拔放眼於“人才”身上，也就形成了誰有能力誰來管理的理想管理狀態。而作為世襲制，一方面縮小了“人才”選拔的範圍，一定要在自己的後代中選拔新的統治者。這就產生了一個實質上的問題：後代無賢者，後世出昏君。像很多朝代都是這樣滅亡的。還有另一個問題就是，公天下向家天下的轉變，本質上就是國傢俬有化的產物。這在認知上，顯然不如禪讓制更加體面。

到底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從各自的特點上說起。

按照馬克思主義的唯物歷史觀，所謂“歷史的進步”，就是生產關係更適合生產力發展的要求。換一句更明白的話，就是說這種社會政治制度，要更有利於生產的發展。

禪讓制首先是一種賢才政治。

什麼意思呢？就是你想成為新的統治著，你必須得是有才能有能力的，而且這種能力往往要跟賢德掛鉤。

舉一個最有代表性的例子：皇帝。皇帝一生中有很多創造發明，這不僅給部落帶來了福利，更重要的是，這些發明創造讓生產力水平從很低的狀態提升到了新的層面。這就造成了一種現象，有能力的人被擁護，贏得了人心，而他還有能力帶動部落的發展，自然也就被人民選擇成為統治著。大禹治水也是同樣的道理，因為突出的貢獻為人民帶來了幸福的生活，贏得了人民的信任，因而成為通知之。

另外，賢德也是重要的因素。比如堯舜，堯以德報怨，非但沒有把一心想把他搞死的兄弟殺害，還仁慈地對待他們，讓整個部落的道德水平都提升了一個層次。這種美好的品質和德行，在一定程度上更具有凝聚力和說服力。

世襲制則恰恰相反。

從大禹兒子開始，我們知道大禹本來將王位傳給了伯益，因為伯益更有賢德更受愛戴。但與此同時，大禹把軍隊交給了兒子夏啟。這就導致了伯益雖然有名氣，但卻沒有實際上掌控國家的權利。最終的結果也是顯而易見，夏啟憑藉軍事力量趕走了伯益，自己成了帝王，從此之後，帝王的延續就從禪讓改為了世襲。王權將在後代中選出，而不是選擇更有賢能的人。

掌握軍隊就能掌握國家機器，掌握了軍隊就有了實際上控制國家的能力。所以我們可以說，禪讓制到世襲制的轉變，實際上就是賢能政治到武力政治的轉變。

在這個時期，我們其實能夠了解到，世襲製取代禪讓制其實是歷史必然。

首先，在工具的發展中，金屬工具取代石器，讓整個社會的生產力水平提升到了完全不同的層面上。這一方面導致了賢者無法更“賢”的局面，因為金屬工具基本解決了封建統治時期最高生產水平的問題，生產力已經提升到了不能再提升的程度。另外，金屬工具的出現也帶來了武器的升級，讓軍隊和權利成為更加直觀有效的統治方式。用現代話說，能動手不吵吵，金屬武器的出現，讓軍隊的作用發揮到了極致。

另外，在部落兼併中。奴隸的出現打破了“賢德”的根基。因為被俘虜的努力會成為本國的勞動力，這一方面解放了一些有錢購買努力的大地主，讓他們嚐到了統治著的甜頭。另一方面，原本從事生產的本國人閒置了下來，就直觀地加入到了管理努力的陣營中去。這樣一來，奴役別人以達到自己的目的，賢德的根基已經被抹除，以所謂賢德來管理社會，反倒成了大地主們的精神壓力。

同時，軍隊發揮了極其重要的輔助作用。

在子彈面前任何嗚嗚渣渣都顯得羸弱不堪，這是現實，這是掌控軍隊帶來的社會現實。用句簡單的話說，你不服？不服軍隊就要鎮壓你！在強大的軍隊實力面前，反抗者的反抗成本會變得極高。原先你可能只是一個平民，雖然生活有些捉襟見肘，但畢竟可以生存下去。可一旦你反抗，那麼你就很快會變成努力，甚至被剝奪生命。在對權利的畏懼和恐懼中，普通人是無法反抗世襲製取代禪讓制的。

從根本原因上說，正是因為世襲制的出現，讓武力的地位更加凸顯。讓管理民眾、管理國家、管理生產等方方面面的生產效率都大幅度地提升了，才導致了世襲製取代禪讓製成為了歷史的必然也是歷史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