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尤其是大城市的房價，在哪都是一個說不盡的話題。在美國紐約，在高昂的房租、房價壓力之下，作家、藝術家、音樂人、媒體人等創意人群正在逃離市中心。房租佔他們薪水的30%以上已經太尋常。
這幅畫面，與我們曾經對美國大城市所形成的印象可能相差甚遠。在20世紀，那裡發生了一場逆城市化運動，富人住在郊區，而其他人群則住在城區。而過去十幾年，富人和新興的創業、投資和科技等高收入人群大量湧向城市中心，或至少是人群集中的街區。
空間佈局變得格外複雜，既不是城市化時期的中心富裕、郊區落後，也不是逆城市化時期的中心貧困、郊區富裕。按照美國經濟學家佛羅里達
（Richard Florida）
的說法，現在已經變成拼布形狀，不同價格的空間相互交錯。
那麼，如今高昂的房租、房價和生活消費成本，之所以導致作家、藝術家、音樂人、媒體人等創意人群逃離市中心，是因為超級富豪和新興高收入人群嗎？比如他們推動房價高漲，佔領了城市空間。這一邏輯，即便在國內也是非常流行的觀點，甚至是我們最頻繁聽到的批評意見。
而佛羅里達在《新城市危機》一書中則對此一一提出不同看法。在他看來，迄今為止，超級富豪影響的範圍不大，新興高收入行業天然就會嚮往高密度的地方，“所謂的城市文化創造力消亡只不過是謠言”，而真正的癥結不是富豪和中產等精英內部的衝突，而是弱勢群體不斷惡化的經濟狀況和與日俱增的不安全感。
作者｜理查德·佛羅里達
《新城市危機：不平等與正在消失的中產階級》，【美】理查德·佛羅里達，吳楠譯，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7月版
在超級大城市，他們在逃離市中心
2013年，新浪潮樂隊“傳聲頭像”的主唱大衛·拜恩就曾提出警告：“如果紐約財富金字塔頂端1%的人開始扼殺創意人才，我就會離開紐約。”
他認為紐約高速的經濟發展可能會帶來文化災難：“多數曼哈頓社群和部分佈魯克林社群基本已是富人區，中產階級已經很難負擔得起紐約的生活成本，就更別提那些年輕藝術家、音樂人、演員、舞蹈演員、作家、記者和小生意人了，城市的活力源泉在慢慢消失。”
帕蒂·史密斯（Patti Smith），生於1946年12月30日，美國搖滾歌手、詩人、畫家、藝術家，被認為是20世紀70年代美國朋克音樂的先鋒人物之一。
拜恩不是唯一提出警告的。朋克搖滾歌手、詩人、傳記作家以及國家圖書獎獲得者帕蒂·史密斯在被問及年輕人還能否在紐約做出一番事業時回答：“紐約已經不屬於年輕人和想白手起家的奮鬥者了，可以看看其他城市，比如底特律和波基普西。總之，我的建議是換個地方。”
2014年，電子音樂人莫比寫道：
在20世紀80年代末，我花140美元就能在14街與幾個形形色色的音樂人和藝術家一起合租公寓。那時紐約艾滋病蔓延、經濟蕭條、謀殺率居高不下，大家都避之不及。但即便如此，曼哈頓仍是世界文化之都，其混亂而危險的環境甚至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它的文化繁榮。當然，後來一切都變了，紐約成了金錢之都，人們認為房租佔薪水的30%很正常，對一些人來說，曼哈頓現在的房租甚至是他們薪水的300%。
越來越多的音樂人和藝術家都親身體會到了城市轉型帶來的影響。
事實上不只他們，很多學者和政客也開始擔憂超級城市可能會抑制創新。前英國首相戴維·卡梅倫的高階顧問、促成倫敦科技繁榮的關鍵人物羅恩·席爾瓦曾說：“很多人離開紐約，去了洛杉磯，我們應警惕這種人口流失現象在倫敦上演。失去藝術家的後果很嚴重，城市會失去領先地位。”
富有創造力的城市生態系統需要立足於一種微妙的平衡之上。如果沒有城市融合帶來的騷動，城市會了無生趣。在如今的蘇荷區，奢侈品商店似乎比演出場所和藝術工作室還多，富人紛紛遷入城市核心地帶。但即便是房價飆升導致年輕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越來越難在蘇荷等社群立足，一些主要的創意社群都在轉型，城市也沒有失去創新活力，變得死氣沉沉，更沒有任何跡象顯示城市的創新能力有所下滑。
20世紀70年代的蘇荷區克勞斯比街。
假設與否定之一：他們被排擠，是超級富豪造成的嗎？
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只有藝術家、音樂人和其他創意工作者願意把廢棄的城市空間改造成工作室，但現在他們卻遭到了金融人士、企業家、科技人員和來自世界各地的超級富豪的排擠。
以紐約的西切爾西區為例，在幾十年前這裡是一片無人問津的骯髒的工業區，後來廉價的閣樓和公寓吸引來一批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也包括很多同性戀，於是這裡開始出現酒吧、畫廊和餐館。
慢慢地，社群越來越安全而富有魅力，經濟條件更好的人開始遷入，帶來了高階的商場、餐館和酒店，藝術家的閣樓和工作室也逐漸被創業公司和科技企業取代。高線公園的建成是社群變革的又一個關鍵拐點，這裡開始變成高階公寓聚集地，以迎合更富裕人群的需求。
紀錄片《超級城市：紐約》（Mega Cities： New York 2005）畫面。
創意工作者認為他們在城市土地戰爭中的對手是更富裕的階層。然而儘管絕大部分創意工作者算不上真正的富人
（拜恩、史密斯和莫比除外）
，但以普通美國人的標準看，他們也屬於相對優勢人群。
這並不代表超級城市中所有藝術家和創意工作者的經濟狀況都不錯，很多人狀況並不容樂觀，甚至不得不離開原來生活的社群。但經驗表明他們的整體經濟狀況更接近優越的城市精英群體，而不是相對劣勢的服務業階層。
越來越多的評論認為全球超級富豪正逐步佔領紐約、倫敦和巴黎等城市。2013年和2014年，外國購房者
（包括倫敦市居民和非居民）
買下了倫敦市中心地段近一半售價高於100萬英鎊的住宅。倫敦高階社群裡上演的激烈空間競爭意味著過去的“紳士化”開始轉變為“富豪化” 或“寡頭政治化”。
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的一項研究表明，被富有的外國購房者擠出高階社群的不僅有窮人和工人階級，還包括一些傳統精英階層與富貴世家。超級城市部分昂貴地段已經成了鍍金的全球富豪聚集區，而且還被大量閒置。
富豪在超級城市置業並不是傳統的住宅購置行為，這些房屋沒有人居住，只是一種安全的財富保值手段。
億萬富豪都住在哪裡。資料來源：馬丁繁榮研究所，資料來自《福布斯》，2015年。
但是，這是個問題嗎？超級富豪真的會對偉大城市造成負面影響嗎？儘管少有人住的奢華住宅確實令某些社群缺乏活力，但超級富豪的數量遠不足以抑制整座城市或整個核心城區的發展。
紐約市有800多萬居民和約300萬套住宅，而116位億萬富豪加上約3 000位千萬富豪甚至填不滿紐約無線電城音樂廳一半的座位。另外，2008年經濟金融危機後出現的全球購房熱潮從2016年就開始降溫了。因為新興經濟體
（尤其是石油國家）
自身經濟狀況堪憂，還面臨貨幣貶值的問題，同時美國開始管制海外投資者在美國的房地產投資。
假設與否定之二：他們被排擠，是人口龐大的優勢階層造成的？
偉大城市的入侵者與其說是超級富豪，不如說是人口龐大的優勢階層，比如賣掉郊區住宅而到超級城市購房的企業家、風險投資人和高薪的科技人員。
超高淨值人群（指購買的房屋價值在3000萬美元及以上的人群）的居住地。資料來源：馬丁繁榮研究所，資料來自萊坊地產諮詢公司，財富報告（2015）。
10年前，我並沒有預料到如今科技創業公司和人才會向城市遷徙。從20世紀70年代到21世紀初，英特爾、蘋果和谷歌等頂級科技公司把公司總部設在矽谷，微軟把總部設在華盛頓雷德蒙德郊區，其他科技公司則聚集在波士頓128號公路附近的郊區、奧斯汀郊區或者北卡羅來納州科研三角帶的辦公園區。20世紀80年代末，當我和馬丁·肯尼剛開始研究風險投資和科技產業的地理分佈時，大部分獲得風投資金的創業公司也設立在這些郊區。
後來，它們的地理分佈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越來越多的風險投資和創業公司流向城市中心。2013年，全美有54%的風投資金和57%的創業公司集中在城市地區。在舊金山灣區，60%的風投資金流向了適合步行的人口密集城區。
《矽谷》（Silicon Valley Season 2014）第一季畫面。
城市內的整體人口密度對科技創業公司擴大影響力和吸引風投資金至關重要，它的影響力甚至超過了高等教育的人口密度和創意階層的人口密度，僅略遜於科技行業的聚集程度這一吸引風險投資的最初因素。
雖然有一部分風投資金流入小城市或郊區，但它們也選擇了最具城市特徵的地帶。矽谷的風險投資中心是帕洛阿託市人口最密集的地區，位於斯坦福大學旁邊，彙集了超過15億美元的風投資金。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所在的馬薩諸塞州劍橋市的風投資金規模也超過了10億美元，遠超過波士頓128號公路的沿線郊區。人口密集、適宜步行的聖莫尼卡吸引的風投資金規模也兩倍於面積更大的洛杉磯。
創業公司和城市是天生一對。城市的多元開放、創新活力、文化豐富性和朝氣蓬勃的街頭生活，能為初創企業急需的新思想提供肥沃的孕育土壤。雖然微軟、蘋果和臉書等成熟大型科技公司的龐大總部還在郊區，但創業公司能對城市廢棄工廠和倉庫的建築空間進行靈活改造並加以利用。
以前成功的創業公司往往專注於開發生產軟體或硬體，廉價的郊區更能滿足它們對大型裝置和廠房的需求。而如今熱門初創公司則涵蓋數字媒體、遊戲、手機應用等行業，城市才能提供它們所需要的設計師、作曲人、編劇、音樂人和廣告撰稿人。
指出病症：超級城市的創新並沒降低，而真正的問題是底層群體
但是，在房價上漲、不平等和紳士化問題上，城市的創業公司和科技人員應當負有多大責任呢？
2015年，有研究者詳盡分析了過去幾十年美國50個州的創新與不平等之間的關係，結果表明，儘管創新與收入前1%人群的收入佔比上漲有密切聯絡，但與更廣義範圍上窮人和富人之間的收入差距幾乎毫無關聯。
超級城市和科技中心的重返城市浪潮。資料來源：地圖來自馬丁繁榮研究所。來自《新城市危機》第七章。
事實上，創新水平越高的城市，社會的經濟流動性也越高，人們更有可能進入比自己父母更高的收入層級。儘管超級城市和知識中心的房價高昂，工資差距極大，但窮人和工人階級也有更大的上升空間。
隨著科技行業的遷入，城市肯定會面臨房價上漲壓力，舊金山尤其如此。但科技行業也能帶來革新、就業、稅收和經濟發展。科技行業不會讓城市喪失活力，相反，它能大大提高城市的創新能力。對於遇到了真正問題的地方來說，把創業公司和科技人員當作替罪羊很方便，但阻撓科技向城市遷移沒有任何經濟意義。
毫無疑問，最近幾年富人、科技和金融業的遷入引發了城市內部的劇烈衝突，給城市帶來了挑戰，但它們是否如一些批評家所言，削弱了城市的文化創造力呢？
毋庸置疑，紐約、倫敦、洛杉磯和舊金山已成了最昂貴的地方，不再那麼適合年輕貧窮的藝術家和音樂人生存，一些引領藝術發展的社群因此失去了創造活力。超級城市和技術中心的空間供不應求，它們有限的土地資源引來了激烈的競爭。
儘管資深音樂家和藝術家不斷髮出可怕的警告，但這幾座城市的藝術創造力並沒有被削弱，科技創造力還與日俱增。現在某些炙手可熱的搖滾明星還會懷念過去的好日子，感嘆那個房租低廉、酒水便宜的創新天堂一去不復返，這頗具諷刺意味。
雖然當看到昔日的朋克搖滾和新浪潮音樂先鋒酒吧CBGB變成一家高檔服裝店時，我也感到很憤怒，但總體來說，現在這幾座城市的創意經濟比起20世紀七八十年代強多了。真有人希望回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紐約和洛杉磯的經濟狀況嗎？答案顯而易見。新加入的科技行業讓這些在文藝創新領域有傳統優勢的城市獲得了更強大的經濟實力。
坦率地說，關於城市變遷的某些激烈爭論只是來自新城市精英群體內部的派系競爭，但是更嚴重的問題不在於此，而在於這些相對佔優勢的群體與其他人之間的差距在擴大。在這個過程中，藍領、服務業工人、貧困和弱勢群體被迫離開超級大城市。
資料來源：馬丁繁榮研究所。圖片來自《新城市危機》第二章。
人們普遍認為工薪階層在超級城市和科技中心內經濟狀況更好，儘管土地和住宅價格高昂，但工資報酬水平更高。因此，高新技術和知識產業聚集還為超級城市帶來了關聯行業和服務業的就業機會，由這種乘數效應引發的額外效用應運而生。
如果從整體收入水平來考量，不論是工薪階層整體，還是其中的三個主要階層
（即高薪創意階層、藍領工人階層和服務業階層）
，都存在在大城市中收入較高，並且收入水平與城市人口規模呈正相關的現象。
但是，超級城市較高的剩餘工資水平則主要歸功於優勢創意階層的高收入。如果分別看三個階層各自的情況，結果大相徑庭。高收入的創意階層完全有能力支付更高的住房費用，工人階層和服務業階層的經濟狀況則不容樂觀。創意階層扣除住房支出後的剩餘工資與住房支出呈正相關性，但是對工人階層和服務業階層來說，剩餘工資則與住房支出呈負相關性。
工薪階層和底層勞動者被排擠、失去立足之地，對城市發展並無益處，當護士、商場店員、餐廳服務員、家政工人等群體負擔不起與工作地點距離合理的居所時，城市經濟執行必然受影響。但解決的途徑並不在於阻斷財富創造的源頭，而應是讓經濟發展更全面和富有包容性，那將是另一個複雜的議題。
本文經中信出版集團授權整合自《新城市危機》第二、第三及第七章。整合有刪節，標題由編者所取。
作者丨理查德·佛羅里達
譯者丨吳楠
整合丨羅東
編輯丨西西 吳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