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始皇到漢武帝是帝國時代建立的初期，也是帝國時代革命最為危險的時間段，畢竟相對於之前的原始社會或者是奴隸社會，封建社會是一種全新的社會形式，它對於社會制度的更改是大幅度的。

在帝國時代建立之初必定是最危險的時候，秦朝的二世而亡，也有這方面的因素。而這個時候如果想要穩定社會。

那麼，帝國的統治者就必須要請出亡靈，要借用前人的口號和行為來穩定當下的群眾和社會，而因為華夏文明之前的發展相對繁榮，古人們留下來的政治體系比較多樣，所以，在最開始的時候，選擇如何來借用以進行穩定就成了帝國統治者最為重要的任務。

從大方向上來盤點，對治國最有影響力的方式主要有三種，分別是儒家主張的德治，法家主張的法治和道家主張的無為而治，這三種形式是對社會影響力最大的，也是春秋戰國時代爭論最為激烈的。

秦朝的時候選擇了使用第二種，也就是法家的法治，但現實告訴我們，在帝國建立之初推行法治是不明智的，因為法治制度相對來講比較強硬，它需要強制性地將人們約束在同一個框架之下，就會很容易讓人民感受到壓迫，而有壓迫必然就會有反抗，王朝就會動盪。

後來，漢朝初期，也就是漢高祖到漢武帝之間應用的是第三種，也就是道家的無為而治，可是在無為而治的基礎上，漢朝的經濟實力雖然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社會生產力得到了一定的推動和發展。

但是，漢朝並沒有繁榮，在對戰匈奴的時候也是勝少負多，國家發展得非常憋屈，皇帝也過得非常的辛苦，事實證明，道家的無為而治也只是一種權宜之計，並不適合於國家的繁榮和富強，那麼就只剩下儒家的德治了。

而事實上也正是儒家的德治延續了2000多年，無論王朝如何更替，在帝國制度維持的2000多年當中，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沒有放棄堅持儒家思想，就算是混亂的兩晉時代也不例外。

那麼，儒家學說為何能夠鼎盛發展呢？為何能夠經久不衰呢？本篇文章，我們就來重點地分析一下這個問題，看一看儒家學說的內涵。

實際上，首先是儒家學說比較適用於帝國時代，或者說適用於帝國的體系結構。

在大秦帝國統一之後，中國古代歷史上特別混亂的時代只出現過一次，就是魏晉南北朝，其它的像是五代十國存在了也不過幾十年，相比於魏晉南北朝的369年，顯得就沒有那麼多存在感了。

而魏晉南北朝時代之所以會如此混亂，持續時間幾乎能夠與春秋戰國時代相匹敵，最關鍵的因素就是，魏晉南北朝的時候民間拒絕儒家學說。

我們知道，在南北朝時期是佛學比較鼎盛的時代，是佛學在中國傳播比較廣的年代，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是因為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皇帝有很大一部分都崇尚佛學。

但佛學並不適合於一個封建帝國，因為封建帝國是權力的私有，它必須要全民族人堅持同一種制度，共同奮鬥才能夠維持王朝的運轉，而儒家學說則堅持三綱五常，堅持君臣父子就要求了人與人之間的階級和尊卑。

通俗點講，就是要求了誰必須要聽誰的話。但佛學卻不一樣，相比於儒家學說佛學是一種比較平等的學說，它的影響與儒家學說幾乎是對立的，可是無論是魏晉、還是南北朝時期的國家都是封建性質的帝國，如果國家無法共同的推行和發展同一種制度，無法明確階層，那麼必然會出現各種各樣的混亂。

即是說儒家學說是最適合做君主統治手段的主張，也正因如此，儒家學說才能夠被帝國時代的每一個王朝都加以利用。

每個王朝的儒家學說並非都是一樣的，就像上面說的那樣，儒家學說其實只是一種手段，並不是說皇帝就會認為儒家人說的有多麼正確，也不是說儒家學說真的就有多麼好，只不過應用儒家學說更利於皇帝統治一個國家，更利於他們統一成子的思想，更利於教化民眾，所以，儒家學說才會被皇帝所推崇。

隨著時代的推移和變遷，社會的框架在一點、一點的發生變化，人們的認知也出現了不同的變化，儒家學說必然不可能一直維持著原本的模樣。

那麼，為了讓自己手中的工具變得更加有用，歷朝歷代的統治者都會根據自己的需要對儒家學說進行改造甚至是篡改，有一部分也會斷章取義，各取所需，以至於從董仲舒開始，儒家學說實際上就不再是孔子時代的本來面目了。

或者說，在董仲舒後，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學說只是一面旗幟，它只要被舉得高就行，只要用的順手就行，至於它具體的內容是什麼樣子的，只要符合君主的要求就行。

為什麼呢？首先，天下一統和中央集權的帝國需要一個統一的思想，它需要一個欽定的官方意識形態，這不僅是為了防止因思想的混亂而導致的社會混亂，也是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我們從秦王朝的失敗當中就可以看到，軍事獨裁和文化專制並不適合於統一的大帝國，只是一味地強制性壓迫不能達到社會和諧的目的，想要王朝真正安定就不能單純的堵，而是要疏。

如果想要管理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帝國，並且希望這個帝國能夠長治久安的話，在嚴刑酷法的威懾之下也需要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簡單來講，就是需要點人情味。在平時使用常規手段，而在非常時代才採用那些嚴刑峻法等非常手段。

其次，以文教化，以德服人，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手法比單純的戰爭要更加地滲透人心，這一點很多例子都可以驗證，比如說周王朝。

周最開始只是一個文化技術都非常落後的勢力，但他們卻推翻了當時強大的殷商王朝，用的實際上用的就是文化懷柔和道德訓誡這兩種手段。

殷商王朝因為橫徵暴斂和酷刑失去了人心，周王朝就反其道而行之，對自己的臣民和附屬國加以安慰採取溫柔的政策，最終得到了民心，而大漢王朝也是這樣，秦王朝推行暴力和嚴刑酷法成為了懸在人民頭上的兩柄利劍，漢高祖劉邦入關之後就只是與人民群眾約法三章，後來也推行黃老政策循序漸進。

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以柔克剛比以硬碰硬要更加好用。就像是劉向在《說苑？指武篇》當中所說的那些，凡武之行，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後加誅。

就是說對於那些戎狄或者是敵人，要先有文明去教化，如果能透過文明改變那是再好不過，如果屢教不改再推行武力也不遲。而對臣民也是這樣，需要恩威並重，軟硬兼施，而不能只是一味地壓制。

而這樣的方式與儒家的主張其實不謀而合，儒家就是反對嚴刑酷法的，他們雖然講究階級，但是在階級內部確實講究道德，講究用仁義去約束眾人，他們作為硬性的也不過是禮樂道德，像法政那樣的硬性規定則是棄之如敝履，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儒家沒有理由不成為帝國之盾的意識形態。

當然，實際上符合帝國思路的不僅僅只有儒家，法家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也是符合的，所以，很多時候帝國都是兼用儒家和法家，但是即便如此，在大框架或者是外部包裝上卻只能是儒家，就像是大漢王朝推行的就是外儒內法。

所以說，雖然現在很多人都認為儒家學說有著很大量的糟粕，但其實儒家學說的這種糟粕並非是它原本的面目，最開始的儒家學說雖然也不完美，但是絕對不像後來的宋明理學那樣有失偏頗。

其實，儒家學說的發展從某種意義上來講就是帝國需要的變遷，無論是在哪一個時代，它的核心都與帝國需求的核心不謀而合，因此，儒家必然會成為帝國發展的支撐，在帝國社會性質不變的前提下一旦摒棄了儒家學說就很容易走向混亂，魏晉南北朝就是個例子。

當然，儒家學說也有很多的不足，可無論如何，它對於華夏古代歷史的發展卻是非常重大的。事實上，如果沒有儒家學說的支撐，帝國時代的發展一定不會如同我們所熟知的歷史那樣。

當我們從某種角度上去看的時候，一種制度或者一種學說其實沒有對錯，只有適不適合於那個時代，有的時候我們從現代人的角度上來看它是錯的，在當時那個時代確實相對先進的，就像王羲之所說的那樣，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或許很多年以後，我們的後代在觀看如今歷史的時候也會感到一句落後吧！